清末鄭文焯和況周頤誰的填詞成就更高?
趣歷史 責任編輯:Cls 2019-02-11 09:39:35 明安圖 詹世釵 方苞 阮元 徐錫麟 耆英 釋海燈

  本書“題詞·評語”部分記載了一段詞學公案,系關于鄭文焯和況周頤中誰的填詞成就更高。論辯的一方是呂貞白,另一方是施蟄存、沈宗威和陳兼與[聲聰]。首先將四人原文抄錄如下:

  況蕙風罵大鶴,嫌過分。組下捧大鶴,亦嫌過分。我殊不喜大鶴,絕非門戶之見,實以詞才乏重、拙、大耳。(下略)——呂貞白

  大鶴詞境清疏,非蕙風可及,吾從蟄翁。——霜柯沈宗威

  大鶴尚有《楊柳枝》詠梅云:“到地春風不肯閑。南枝吹盡北枝殘。吳宮多少傷心色,占得墻東幾尺山。”何嘗不重、拙、大?大鶴藻思哀感,復精聲律,造詣在鶩翁、蕙風之上。吾亦從蟄翁。——兼與

  舍按:昔年以《花間》二選就正于呂貞白先生,先生以為清詞蕪雜,允宜有一選本。然于余評論蕙風、大鶴二家詞語,大不以為然,遂簽注右所錄語。嗣后霜柯沈宗威及陳兼與丈見之,頗不以呂言為是,各有附識,為余張目。今附錄三家言于此,以存此一段詞論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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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文焯和況周頤同在清季四大詞人之列,若以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蔣春霖、朱祖謀五人為清詞一流作家,則鄭、況兩人均為二流中之佼佼者。二人詞風,本不相同,強行論定高下,實無必要。但二人的詞風都有一定典型性,揚鄭抑況或揚況抑鄭,背后可能反映的是評論者的詞學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講,鄭、況兩人之高下,似可深入探討。

  一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論辯雙方似乎都把“重、拙、大”作為評論的標準:呂貞白認為鄭文焯詞不夠“重、拙、大”,陳聲聰則反駁說鄭詞中也有“重、拙、大”的。本來詞體只是對漢語古典詩歌的格式進行了限制,在風格上并沒有提出任何要求;認定某種風格(“重、拙、大”)為高,與之相反的(“輕、巧、纖”)就是不好,恰恰是一種門戶之見,呂貞白自稱貶低鄭文焯“絕非門戶之見”,妄矣。

  “重、拙、大”的填詞主張,系由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力主,一般詞學愛好者大概也是從況周頤那里首先見到這三個字的;但最早標舉這三個字的是端木埰,后來為王鵬運所繼承,況周頤則是從王鵬運手中接過這一主張的。這一主張的提出,有其時代背景在。其時正值常州詞派如日中天,常派論詞,推崇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小令,認為其符合儒家詩教;其中最極端的,專宗晚唐五代,如陳廷焯竟說“晏、歐已落下乘”(本書中引)。在填詞方面,他們于是刻意模擬《花間集》,其為首者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這一路徑比較需要“天分”,倘才力本不出眾,勉力為之,則不免落入無病呻吟。王鵬運講“重、拙、大”,并在自己的填詞實踐中遵循,乃是在這一特定時代背景中的糾弊補偏之舉,后人評論前人作品時以此作為衡量一切詞作的準繩,并無道理可言。

  二

  另一個有趣之處,則是雙方似乎都默認況周頤的詞符合“重、拙、大”,蓋因這一主張確實是在況周頤手中發揚光大的。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其實頗為可議。

  先來看況周頤論詞。《蕙風詞話》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其一般性主張和具體評詞之間的矛盾:理論上標舉“重、拙、大”,實際上又每每稱賞尖新小巧的字句。在此僅舉一例。《元草堂詩余》載劉天迪《虞美人》:

  子規解勸春歸去,春亦無心住。江南風景正堪憐,到得而今不去待何年?

  無端往事縈心曲,兩鬢先驚綠。薔薇花發望春歸,謝了薔薇又見楝花飛。

  況周頤說:“‘解’字亦為之有精神。”實際上這個“解”恰恰是全詞中最刺眼的一個字,因為這首詞的好處乃是渾然天成,如“江南風景正堪憐”、“無端往事縈心曲”等,都是前人反復說過的意思,而作者將它們組合在一起,便覺無字句可摘。而“子規勸春歸去”也是詩詞中常見的說法,這里偏偏加上一個“解”字,突兀地加強對子規的擬人效果,反而破壞了全詞渾然天成的特點。但況周頤不知何故,特意摘出此字加以贊賞,實際上是在推崇一個并不十分高明的煉字,和其“拙”的主張相悖。

  既然況周頤在品評他人詞作時違背“重、拙、大”,那么況氏自作不能符合其詞學主張,也就不足為怪了。事實上,若單以“重、拙、大”為標準,則況周頤非但遠不及王鵬運,甚至比不上朱祖謀。我們對比兩人的同調名作:

  連夕東風結苦陰,通明簾幕卻偎衾,病軀無復酒懷侵。

  止藥強名今日愈,探芳越減去年心,月華人意兩冥沉。(朱祖謀)

  一晌溫存愛落暉,傷春心眼與愁宜,畫欄憑損縷金衣。

  漸冷香如人意改,重尋夢亦昔游非,那能時節更芳菲?(況周頤)

  這兩首詞寫的都是一種無法確指的哀愁(朱祖謀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明說“酒悲突起總無名”),可以說題材相近,但風格卻差異很大。況詞寫的是一個人在室內目睹夕陽落下、春光不再、入夜漸冷,涌起對時光流逝的莫名傷感,其基調是輕柔的。一個未經世事而心思細膩敏感的十五六歲少年,也能寫出這樣的詞來。而朱詞則充滿了韶華已逝、百憂如搗的沉痛,其風格字句,竟神似杜甫,這是詞里面從來不曾出現過的一種境界(譚獻說蔣春霖是“倚聲家老杜”,虛妄之論也,此處不擬展開)。兩詞相較,毫無疑問朱詞的情感更為沉重,所感之事更為闊大。在“拙”的方面,況詞的“損”字、“漸冷香如人意改”句,都難脫煉過的痕跡,不像朱詞如平常說話。朱祖謀晚年詞,洗盡鉛華,達到一種“極煉如不煉”的境界,這一點上也比況周頤更勝一籌。

  值得指出的是,這里雖然只舉了況周頤的一首詞,但其情感、風格、語言,在整部《蕙風詞》中都具有代表性,實際上與“重、拙、大”的主張相距甚遠。

  三

  歷代詞史中,有幾人以“傷心人”著稱,其詞也特受當代小清新的喜愛,即李煜、晏幾道、秦觀、納蘭性德、項鴻祚和蔣春霖(后兩人在普通小清新中名聲不著)。其共同特點,是透露出一種溫柔而細膩的傷感,也就是“粗豪”詞風的最反面。如前所述,況周頤詞實際上也具有這種風格,可以列為第七個“傷心人”。而前述六人,在詞風上大致可分為兩組:一組情感更為細膩,所寫往往是室內所見所聞,以具有普遍性的個人情感為主,即晏幾道、納蘭性德和項鴻祚;另一組則往往摻入作者個人的身世之感,風格上也較前者更“硬”,如秦觀晚年詞往往凄厲,蔣春霖的一些詞作(如《琵琶仙》[天際歸舟])中家國之恨、身世之感、男女之情一齊迸發。況周頤雖也有一些感時傷事之作,但相比而言,明顯還是更偏向第一組,特別是和晏幾道相似。如其《蝶戀花》:

  柳外輕寒花外雨,斷送春歸,直恁無憑據。幾片飛花猶繞樹,萍根不見春前絮。

  往事畫梁雙燕語。紫紫紅紅,辛苦和春住。夢里屏山芳草路,夢回惆悵無尋處。

  此詞所用意象,如“雙燕”、“屏山”、“芳草”等,均為小晏常用,置諸小晏集中,幾不能辨。

  鄭文焯論詞推崇姜夔和張炎。姜、張二人詞風也不相同,姜峭拔而張圓潤,但二人大體上同屬一派,共同的特點是“清空”。從這個角度來講,鄭文焯的詞作比較好地體現了其詞學主張,特別是接近張炎。如姜、張、鄭三人都擅長寫秋景,寫的景色較為昏暗(這一點和周邦彥有明顯區別),使用意象相對開闊;在情感上,雖也有傷心之語,但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無可奈何之感,而不是陳曾壽式的不甘或蔣春霖式的絕望。特別是張炎和鄭文焯同為前朝遺老,故國之思,屢有體現,如鄭文焯《虞美人·題燕池落花圖》:

  西園舊是滄波苑,幾度臨花宴。蓬萊宮闕總生塵,猶有一湖春色解留人。

  當年湖上游仙跡,換得傷心碧。麝塵蠹粉滿亭池,怊悵倚簾人去未多時。

  觀此詞末兩句,則知作者明知清王朝的淪亡已是既成事實,自己不過追憶往事,徒增惆悵而已,除此之外并不能多做什么。因此,在風格上,鄭文焯的詞既不像況周頤那樣纏綿,也不像朱祖謀那樣沉痛,而是在兩者之間獨具一格。

  四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況周頤詞濃艷、近北宋,特別是晏幾道;鄭文焯詞清淡、近南宋,特別是張炎。對兩人高下的品評,實際上體現的是重北宋(特別是宋初)還是南宋(特別是宋末)這一被反復論及的話題。晏幾道和張炎都是公認的宋詞大家,況周頤和鄭文焯也都是公認的清詞大家,兩(對)人孰高孰低,如果一定要論斷,背后涉及的可能是對詞史的基本判斷和把握。本文并不給出我本人的個人觀點或偏好,而是在這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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