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式看法
喬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果爾達·梅厄說成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確實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間在國內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見到的男人或女人中個性最強的一個。如果說，戴維·本·古里安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那么，果爾達·梅厄則是代表大自然的一個基本力量。
每一個優秀的領導人,都強烈地意識到要保護他的國家。 但是,梅厄對以色列的這種意識卻超出了通常的范圍。她的這種感情是熾熱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親對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樣強烈。對她來說,以色列不僅意味著她的祖國,而且代表著一種超出國家范圍的事業。
有些領導人是耍弄陰謀詭計的大師，編織騙人圈套的能手。他們會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誤認為諾言的建議，經常或迫不得已地見風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謀、耍花招。對林登·約翰遜來說,這就是他的第二種天性。富蘭克林·羅斯福在這方面則是一位老手。對許多人來說，搞陰謀詭計是管理國家事務的訣竅，是繞過利害沖突這個危淺灘的最有效辦法，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辦法，可以使沖突了結。但果爾達·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彎抹角。其必然的結果是，她下了決心就不能變更。對果爾達·梅厄的立場，她要達到的目的和意圖，從來也不存在什么疑問。在不同的情況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擋的力量，也可能是別人不可動搖的目標。作為別人的攻擊目標來說，她是不可動搖的：作為攻擊別人的力量來說，她則是不可阻擋的。
果爾達·梅厄有一副畢生從事勞動的婦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過度的體力勞動的痕跡，臉上顯露出用腦過度和精神上負擔過重的陰影。但在她的臉上，也有一種照片經常沒能捕捉到的熱情。她雖然是一個固執的談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豐富、外露和坦蕩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動感情的，在含淚表示友情時，他的感情似乎是自發地進發出來的。但就他而言，有時又判若兩人，幾個小時之后，就會恢復到大聲咆哮、劍拔弩張的狀態。果爾達·梅厄則是表里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堅定的決心來自同一個源泉。她在談判中是執拗的，因為她深深地關注著她在談判中要維護的東西。
她的熱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發地流露出來的。我還清楚地記得她1969年首次作為總理訪問白宮時的情景。這次訪問對她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梅厄八歲那年就作為一個貧窮的移民，從俄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她在美國成長，還在密爾瓦基教過書，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時為止。因此，在我們為她舉行的國宴上，當海軍陸戰隊的樂隊奏起以色列國歌、然后又奏起《星條旗》歌時，她不禁熱淚盈眶。宴會后，我們特地為她安排了艾薩克·斯特恩和倫納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藝節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間，聚精會神地聽著。演出結束時，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走上前去，擁抱兩位音樂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個插曲，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當以色列面臨失敗威脅時，我命令“一切能夠飛行”的運輸工具都要全部應用起來，大規模地、緊急地向以色列空運供應物資。她后來寫道：“這次空運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它不僅提高了我們的士氣，也清楚地向蘇聯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毫無疑問，它也使我們的勝利成為可能。當我聽到(運輸)飛機正在利達降落的消息時，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哭了……”。
她后來告訴我說：她認為，我的行動——包括空運以及當蘇聯威脅要派部隊去這個地區時，美國宣布它在全世界的武裝力量進入戒備狀態——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當埃以部隊脫離接觸的協定宣布時，我給梅厄夫人通了電話。當時，水門危機已成為整個美國的頭條新聞。在通話結束時，她說：“請多多保重，好好休息。”這使我深受感動。
如果在危機時刻表現得堅強不屈是果爾達·梅厄的特點,那么,慈母般的諄淳善誘則是她的另一特點。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果爾達·謝拉努”即“我們的果爾達”這樣的愛稱而聞名。她自由白在地、毫無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動。當她的內閣成員們圍在她廚房的桌子旁邊、或者在爐子附近來回走動時，她一邊為他們燒湯和煮咖啡，一邊和他們討論著國家大事。她就是這樣一位總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開外時，還無情地驅使自己干這干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問題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細小的瑣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經親自過目，她都不簽署。她親自去機場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經常是一見到他們就高興得流下熱淚。在贖罪日戰爭中和戰后，她收到許多農民責備她的政府應該對他們孩子的死亡負責的信件，這把她的身體摧垮了。每位戰士陣亡，對她個人都是一次打擊。當納賽爾在西奈進行消耗戰時，她下命令說，每當一個以色列士兵陣亡，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都應該立即通知她。人們是如此嚴肅認真地對待她的指示，以至于有一次由于損失了二十五頭羊，也把她喚醒了。
許多領導人是靠個人野心登上最高領導職位的。他們尋求權力，只是因為他們希望手中有權。果爾達·梅厄不是如此。 她畢生只是從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獻身精神都傾注于其中，她1921年遷入以色列，是因為她決心實現猶太復國主義的夢想。她希望能夠對人們有所幫助和裨益。她成為以色列第四任總理時，已經年滿七旬了。
當時，萊維·埃希柯由于心臟病悴然去世，工黨的其他領導人立即求助于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為只有她才能在不觸發一場分裂性斗爭的情況下繼承埃希柯的職位。起初她表示反對，后來還是同意了。事后她寫道：“我當總理，那是因為當總理就是那么回事，就像我的送奶人成為赫爾蒙山上一個據點的指揮官一樣。我們兩人對這種職位并沒有任何特殊的興趣。但是，我們兩人都盡力把我們的工作做好。”梅厄夫人認為，人們對她這樣一個婦女擔任高級公職一事過分注意了。對她來說，當女人就意味著多干工作。尤其是在早年養育孩子的年月里，她既得忙于公務，又得操持家務。當我的女兒朱莉·艾森豪威爾為了撰寫《特殊人物》一書而采訪梅厄夫人時，她問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為第一位女外交部長時有何感觸。梅厄夫人的答復是獨特的。她微微一笑，說：“我不知道。我從來就不是一位男部長。”
1971年，我和法國總統喬治·讓·蓬皮杜在亞速爾群島舉行會談。有一次，國務卿威廉·巴頓·羅杰斯為了使談話氣氛輕松些，說，世界上兩個最多事的地方——南亞和中東——恰巧都是婦女擔任總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果爾達·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說：“哦，真的嗎?”
蓬皮杜這句話并沒有蔑視之意，而是帶著一種奇特的贊賞之情。當然，它的寓意是說，果爾達·梅厄作為一位女總理，從其為人處事的方式上看，簡直與男人沒有什么區別。果爾達·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處：她們在與異性進行談判時，都過分堅持己見。不過，我與這兩個人打交道時卻發現，她們在談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倆都具有女子的氣質。英迪拉·甘地利用了這種氣質;果爾達·梅厄卻沒有。甘地夫人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女人來對待，她自己卻以男人那種冷酷無情的態度行事;果爾達·梅厄則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男人來對待，而且象男人那樣行事。她并不因為自己是一個女人而要求人們寬容她。她也不寬恕別人。
她衣著樸素，從不化裝打扮。她把頭發盡量攏到腦后，梳成一個發髻。她承認，之所以把頭發留得長長的，是因為她的丈夫和兒子喜歡那種樣式。她在與我的夫人交談時，總是很和藹可親，對我們的孩子及私事也明顯地流露出誠摯的興趣。但一般說來，她與人們打交道的作法是：在會議開始時，敷衍他說上幾句“認識您”之類的緩和氣氛的話，然后就單刀直入地談論手頭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第一次見面時，攝影記者卡嚓卡嚓照著相，我們象通常那樣閑扯著。當把記者們打發走，她就交叉著雙腿，點上香煙，立即著手工作，匆匆地瀏覽她為她的武裝部隊索取裝備的清單。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她就不會寬恕對方，或把事情忘卻，而是滿腹怨恨。她一直沒有寬恕戴高樂在1967年戰爭后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也一直沒有寬恕進行過大屠殺的德國人、甚至他們戰后的新領導人。對于那些使無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們的阿拉伯國家，她也一直不予寬恕。六十年代，本·古里安從執政的工黨分離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也一直怨恨他。
她對蘇聯尤其不信任。她雖然是一個良誠的社會主義者，但是，她對蘇聯的專制及其對以色列的威脅具有清醒的認識。 她自從能夠記事以后，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親在基輔他們家的門上釘滿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經常發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們到處搜查、迫害猶太人。她還告訴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來敲她家的門，毆打他父親，因為他是猶太人。這使她驚恐萬狀。她對早年在俄國所度過的歲月的記憶已經不多了，而這些記憶大多是寒冷、饑餓、貧窮和恐懼——尤其是恐懼。在她看來，沙皇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在蘇維埃俄國繼續發生著。納賽爾曾經發誓要摧毀以色列。梅厄夫人認為，蘇聯對納賽爾的支持，也是對猶太人進一步的侮辱。梅厄夫人有一次訪問華盛頓時，曾向我表示：她認為，歐洲許多領導人對蘇聯實行緩和政策，這是一種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對我們為了改善與蘇聯的關系所采取的步驟，她也感到關切。我向她解釋說：我們對緩和問題的做法與他們的做法很不相同;我們對蘇聯的動機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說，關于國際關系，我們的指導原則與《新約全書》中的指導原則略有不同，這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談到這一點時，亨利·基辛格插話表示贊同，并說：“還要加重百分之十”。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說：“只要你們采取這種做法，我們就不用擔憂了。” 有時，她可以輕松地處理好那些對她來說是最嚴重的問題。她一再對我說，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沒有一個是可以信任的。
作為推動中東和平的行動的一部分，我試圖在美國與幾個主要阿拉伯國家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系。我向她指出，從以色列本身的角度來看，讓美國成為以色列的鄰國的朋友，比起由另一個對以色列抱有敵意的國家來扮演這個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認這一點，然而還是堅持說，在與阿拉伯國家打交道時，我們不應該相信協定，而是應該相信行動。有一次，這類會見結束時，我向在場的人一一贈送了小小的禮品盒，內裝帶有總統印鑒的金質襯衫袖口鏈扣。每個人都打開了自己的盒子，結果發現其中有一個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時笑了起來，說：“瞧，現在你們該明白我所說的信任是什么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為國務卿之后，我對她說，現在我們兩國都由猶太人當外交部長了。她流露出輕松愉快的神情。在談到基辛格的德國口音時，她還應聲道：“不過，我的外交部長是講英語的。”
在國際上，果爾達·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極大的勇氣、才能和韌性的政治家。她聰明過人、正直、頑強。她賦有足以使她躋身于任何大國最高領導層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會具有這種能力，因為她對這個國家有著異常強烈的感情，它的事業把她推向了最高領導層。她并不把權力當作特權來追求，而是把它當作職責來行使——為以色列而行使。
美國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們最欽佩的婦女的名單的前列。 對以色列人民來說，她則是一位受人愛戴的老祖母式的保護者，一位強健結實而又可以信賴的婦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擔在肩上;但她也騰出時間來，在廚房的桌子旁邊招待她的助手們喝湯。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儀式上所作的悼詞中說：偉大的政治家總是在國內受到愛戴、在國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數幾位象艾森豪威爾這樣的政治家，才能在國內外受到真正的愛戴。果爾達·梅厄也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位。與艾森豪威爾一樣，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為、顯然也是由于她的為人，國內外的人們才如此真心地愛戴她。
1974年6月，在她離職才十二天之時，我最后一次見到她。她是在以色列對1973年10月戰爭中的準備工作發生長期爭論后去職的。我們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簡樸的公寓中拜訪她。她再次對美國在那次戰爭中對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謝。當她費勁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向我們表示歡迎時，我可以看到她臉上痛苦的表情。事后我才知道，她當時與我一樣患有靜脈炎。此外，她還患有淋巴腺癌。她對這一點保密了好幾年。后來，在以色列議會舉行的一次國宴上，我決定打破先例，在向國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說：我所見到的領導人中，還沒有一位比果爾達·梅厄表現出更為突出的勇氣、聰穎、堅韌和果決了，她獻身于國家的精神也讓別人望塵莫及。我說：“由于我與她共事過，所以，我想我已經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請各位和我一起，為這位前任總理干杯。讓我們為果爾達·梅厄總理干杯!為果爾達干杯!”
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對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發自內心的。我的本意是：“讓我們懷著愛戴的心情，為果爾達干杯。”我想，她一定會理解，我正是這個意思。
(摘自尼克松回憶錄《領袖們》)
名言
在德國的土地上,一邊是猶太人遭到綁架、屠殺,而另一邊卻在觀賞體育盛舉,當猶太人把受難者的棺木抬回故鄉的時候,奧運會的火炬仍在燃燒。猶太人永遠是孤獨的,沒有人會保護我們,只有猶太人自己保護自己。
既然世界已經遺棄了猶太人，猶太人就可以遺棄這個世界。
以色列不可能既大量占領阿拉伯領土,又是個民主國家。因為如果占領了阿拉伯領土,大量選民就會是阿拉伯人,所以,只能占據真正屬于自己的地方。
我們可以原諒阿拉伯人殺害我們的孩子，但是我們不會原諒阿拉伯人逼迫我們去殺他們的孩子，只有當阿拉伯人對自己孩子的熱愛超過了對我們的仇恨時，和平才是可能的。”
——果爾達·梅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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