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焦循曾說過一段話,值得人為之警醒

  提起“焦循”這個名字,今天的人可能都不熟悉,但在清朝,絕對是一個大儒,經史子集都有涉獵,歷算、音韻、訓詁、詩詞等方面更是隆譽當時。

  當然,這些都是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普通人不了解也不足為奇,但他說過的一段話,絕對值得今天所有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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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循生于乾隆年間,于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中過舉人,進入過公務員隊伍,但人各有志,別人都削尖了腦袋往里鉆,焦循卻是鉆了進去又退了出來,到鄉村買地筑茅檐,“移居村舍,筑小屋數間,幾塌之外,書研茶具而已”。

  是不是有點像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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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與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不同的是,焦循好讀書必求甚解,陶淵明走的是文學路子,泛泛而讀也足矣,焦循走的是學術路子,非精研抉微不可,“每遇一書,無論優劣難易,隱奧平衍,必悉心研究,務窮其源。”

  文人之間互相贈書,是古風傳承,只是很多是文人相輕,書贈到手,覆酒甕者多,賣與收破爛者多,以之揩尊臀者也不乏其人。但焦循每有友人贈書,愛之寶之,都是從頭到尾,一字都不放過,讀了之后,一有心得,細筆詳記,三十多年始終如一,未曾偷懶。

  焦循對別人的書珍愛若寶物,不忍棄置,但他對自己的書呢,卻曾點了一把火,給燒了。怎么回事呢?

  那天,焦循與村里一老頭,兩人坐著一輛車,到甘泉山去玩。中午時分,肚子餓了,到一家小館子吃個飯。鄰座有人,兩個讀書人吧,在那里高談闊論,談的正是焦循,一個說焦循學問確實了得,一個說焦循某書太是一般,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

  焦循就在隔座,連忙拉下頭上斗笠,歪戴斜戴,把臉面給掩藏起來,笑嘻嘻地走出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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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焦循一起吃飯的老頭,看到他那高興的樣子,笑著說,你是不是只聽到那個夸你的?沒聽到另外那個罵你的?

  焦循說,恰恰相反,我之所以高興,是因為那個批評我者,批得相當準確,他給我指出的問題,正是我研究未及之處,所以才這么高興啊!

  當時焦循所著的是一部史論,是一部什么史論呢?現在不知道了,因為他一回來,就把那部書給燒了。

  焦循的學生看到老師把書稿燒了,特可惜,特費解,忙問因由,焦循就說了飯店之遇。學生還是不解,隆之毀之者,在在皆有,豈能因有毀譽而焚書?

  焦循說了:我寫的是一部史論,專門論古人得失的,沒有論到的處,怕謬種流傳,害人啊!那譽我毀我之兩人,與我生同一朝代,相隔只是幾十里路,對我的情況應該很清楚了吧,卻都不能實事求是地評價我,古人隔我百年千年,我哪能實事求是地去評價他們?

  焦循這觀點未必對,若全部按照這一標準,那就沒法進行學術研究了,沒誰敢搞史論了。然則,焦循對學術研究的慎重態度卻是今天的學者所不及的,他之所以焚書,恐怕不是時人不能評時人、時人更不能評古人,而是所論所評不準確吧,他覺得他的史論禁不起檢驗,所以才放一把火,不讓謬種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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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焦循著《雕菰樓集》)

  文人都喜歡敝帚自珍,不管水平若何,都想刊布發行,但其中自焚其書者,也偶有所聞,比如曹操。張松到曹操房間讀了曹操大作,一口氣背了下來,曹操疑心自己是“抄古人之作”,就把其著作丟了火盆。聽說錢鐘書因“悔其少作”,也曾“舉秦火”。

  曹操本來就不想以著作名世,自然也就不想以著作壞名,而焦循者,而錢鐘書者,都是打算依靠著作贏取身前身后名的,卻為什么如此自輕呢?

  也許為的是“名”吧,名利人人都謀,可名與利往往都是不可兼得的,名一沾利,就壞了。焦循撰著作,不是為了評職稱,不是為了與工資福利獎金掛鉤,他不在著作之有無,在乎的是著作之優劣,以優者傳世以留芳,不以劣者傳世以遺臭。

  當然,像咱這種普通人,不必像焦循、錢鐘書那樣苛刻,但焦循說的那段話,其實很值得我們警醒。拜網絡所賜,一個人、一件事,很容易就上了熱搜,每個人都喜歡說上兩句,不過,你真的對這個人了解嗎?真的對這件事了解嗎?

  其實未必,大多數時候都是人云亦云罷了,只是發泄自己的情緒罷了。想想焦循的話,下次再遇到這種事,希望我們可以仔細想一想再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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