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風時代的城邦的形成于什么有關 早期希臘文化的分別有哪些
趣歷史 責任編輯:lgd 2019-02-15 10:51:21 希羅多德 潘多拉 波塞冬 阿芙羅狄忒

  城邦的形成

  雅典統治

  雅典是唯一可和斯巴達相比的領土面積最大的一個希臘城邦。它在荷馬時代已是鐵器文化和幾何形風格陶器生產的大中心,但對海外殖民運動雅典卻以其國大地廣而始終未積極參與,因此早期雅典的歷史比較沉寂,有關資料也較貧乏。一般認為雅典國家大約是與斯巴達同時建立的,但標志其建國立邦的古代傳說卻比較含糊,因為后世按托古改制的慣例把雅典城邦建立放在一位傳說中的英雄身上,編造出“提秀斯改革”的故事,遂使問題復雜化了。按古代神話,提秀斯是屬于邁錫尼時代的人,距離建立城邦的公元前9世紀末有好幾百年,顯然名不符實。但若把改革看作城邦建立的一種活動,則有其歷史內容。因此,可以說所謂提秀斯改革是指當時雅典某位頭領和民眾共同進行的創建城邦憲制的活動,它的中心內容是聯合境內各村社建立中央議事會和行政機構。這一過程希臘人稱之為“塞諾西辛”,意為聯合一統。雅典是以協議方式建立國家,和斯巴達之通過征服立國不同。通過塞諾西辛而建立的中央議事會和行政機構,便是城邦國家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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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秀斯改革的另一重要內容是把國內公民分為貴族、農民和手工業者三個等級,規定貴族充任官職、執行法律,農民和手工業者只在公民大會中有一席之地,絕不能當官掌權。這樣一來,公民中貴族和平民(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劃分便很明顯,為日后雅典的貴族政治奠定基礎。當時雅典的國家首腦,顯然仍是國王,古史傳說也提到雅典曾有一個王朝,只是具體情況不很清楚。以后的演變則是王權逐漸衰落,貴族大權獨攬。到公元前8世紀間,雅典城邦的首腦已不是國王而是執政官(或稱“名年執政官,因公元前683年后以其名紀年),但國王(巴賽勒斯)之名仍保留在行政官名中,它是位于名年執政官之下的一個執政官的稱號,可譯為王者執政官或祭儀執政官。從王名保留的情況看,王權的取消似乎未經過暴力廢黜。此時中央議事會已成為貴族會議,只有貴族才能參加,各執政官由它從貴族中選定,交公民大會形式上通過。執政官最初是終身職,后改為十年一任,到公元前683年改為一年一任,雅典的貴族政治至此達其頂峰。

  這時雅典的執政官多達9人:首席或名年執政官是國家元首,執掌內政;王者執政官主持節日慶典、宗教儀式并管理氏族事務;軍事執政官統理軍務;最后6名司法執政官管理司法和整編法令。九執政之制使貴族對國家政治的壟斷無孔不入,他們包攬官職,自訂法律,在政治上壓迫平民群眾,經濟上則通過高利貸、土地兼并和債務奴隸制使貧苦的農民、手工業者破產流離,甚至賣兒賣女,無以為生。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充分揭露當時貴族統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

  “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保護民和六一漢(因為他們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納租,而全國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如果他們交不起地租,那么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債務人的人身為擔保,這樣的習慣一直流行到梭倫的時候才改變。”“這時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貴族寡頭的統治,在民眾眼中,憲法上最殘酷最苛虐的部份就是他們的奴隸地位。”

  梭倫改革

  正如亞里斯多德上文所提,貴族統治的改變是從梭倫之時開始的,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梭倫改革。梭倫也出身貴族,所以他有資格當選首席執政,但他不是那些作威作福的貴族顯貴。他的家境中平,早年曾兼營貿易,與商旅為伍,并且周游海外,成為飽學之士,被時人譽為“七賢”之一。他常在詩中抨擊貴族,同情平民,又曾在雅典與鄰邦麥加拉的戰斗中勇立軍功,率眾攻克應屬雅典的薩拉米島,因此他在群眾中很有威望,既是英雄詩人,又是一位體察民情的革新派政治家。當時雅典的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政局動蕩。不滿的平民群眾已準備鋌而走險,武裝起義一觸即發;貴族統治階級依然頑固不化。但社會上卻有了一批靠經營工商業致富的奴隸主,他們多出身平民,有錢而無勢,也對貴族統治不滿,政治上逐漸站到平民一邊。應該說,梭倫以整個城邦公社的利益為重,主張不偏不倚的立場,在階級陣營中實際上是這批工商業奴隸主的代表。他既痛恨貴族的頑劣,也不愿引發平民的暴動,主張以改革方式解決平民備受壓迫的各類問題,搞一個帶有立憲意義的改革運動。他的立場得到大多數公民的支持,遂在公元前594年選舉他為“執政兼仲裁”,全權進行憲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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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倫改革的第一個重大措施是頒布《解負令》,即解除債務及由于負債而遭受的奴役。這是一個解放平民的偉大法令,根據這個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債務一律廢除,雅典公民淪為債奴者一律解放,同時永遠禁止放債時以債務人的人身作擔保,也就是在公民中取消債務奴隸制。不僅國內因負債被奴役的公民立即獲得自由,國家還負責贖回那些被賣到國外的人。與此有關的是,那些因負債而押出土地變為“六一漢”的人,現在也把田地上的債權標志一掃而光,重新成為自己土地的主人。

  《解負令》不僅使雅典公民中的貧苦大眾解除了最沉重的負擔,而且由于它取消了債務奴隸制,還對雅典和希臘的奴隸社會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不過,這種取消只是指公民而言,并不阻礙奴隸制本身的發展。以后雅典的奴隸便全由外邦人充當,由于公民不再受債務奴役,城邦體制更為鞏固,民主政治也發展起來,遂使希臘奴隸制經濟走向繁榮。因此,從辯證角度看,《解負令》實際上代表著促進希臘奴隸社會發展的進步方向。出于同樣精神,梭倫還規定了公民個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防止土地過分集中,通過保護小農而使城邦體制獲得健康發展。

  第二項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財產資格劃分公民等級,取消以前的貴族、農民、手工業者三級之分。這個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業奴隸主大得其利,因為他們按財產必居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同時,對貴族也并非徹底打擊,因為貴族以其財產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級,只是他們的特權受到削弱,不能再獨占政權了。具體細則是第一等級的財產資格為每年收入按谷物、油、酒等總計達500麥斗以上(每麥斗約合52公升),稱“五百麥斗級”;第二等級是收入300麥斗以上者,稱“騎士級”;第三等級的標準則是200麥斗以上,稱“牛軛級”(有牛耕田者);其余收入不及200麥斗者統歸入第四等級,他們靠打工為生,故稱“日傭級”。分等級的目的是為了分配政治權利:第一級可任執政、司庫及其他一切官職;第二級與第一級同,惟不得任司庫;第三級可任低級官職,對執政官等高官則無緣;第四級則依舊不得擔任一切官職,但可和其他等級一樣充當陪審法庭的陪審員。由此可見,梭倫使工商業奴隸主以第一和第二級而獲得掌握政權的機會,把他們上升為統治階級。他給予平民的政治權利卻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終保持著他自以為榮的“中間路線”。

  第三項重大改革是設立新的政權機構,貴族會議大受限制。新機構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會議,由4部落各選100人組成,除第四級外,其他公民都可當選。四百人會議獲得原屬貴族會議的眾多權力,如為公民大會擬訂議程,提出議案,成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等等。貴族會議雖然保存,卻沒有原先的威風與實權了。對比于貴族會議權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會卻從原先的形同虛設逐漸恢復了它作為城邦最高權力機關的威嚴,因為選舉梭倫和通過各項改革法令都必須在公民大會進行,公民群眾參加大會的積極性空前提高。梭倫建立的另一新機構是陪審法庭,它不僅參與例行審判還接受上訴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梭倫規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訴之權,而陪審法庭是以陪審員當法官,人數在數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級公民都可通過抽簽任職,審案時投票作出判決,因此比較民主,打破了貴族壟斷司法的積弊。梭倫還制定一些較進步的法律,規定除殺人罪外其他罪犯不得處死、任何公民皆有權提出控告、禁止買賣婚姻、保護孤寡婦孺等等。

  第四項改革措施則包括那些促進工商業的法規,例如獎勵國外技工遷居雅典,對攜眷移民給予公民權;雅典公民必須讓兒子學一門手藝,否則兒子可拒絕贍養其父;禁止除橄欖油以外的其他糧食出口;對度量衡和幣制進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開展對外貿易。這一系列發展工商業的措施突出體現了工商業奴隸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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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梭倫的各項改革,可見它在解救人民疾苦、消除貴族特權方面邁了很大的一步,同時也為工商業奴隸主掌握政權準備了條件。總的說來,它是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隸制民主政治和發展奴隸制工商業的道路,這也是符合當時希臘城邦發展要求的康莊大道。亞里斯多德說梭倫“采取曾是最優秀的立法,拯救國家,”是很正確的評價。在梭倫改革后的百余年間,雅典始終遵循著他開辟的這條道路,繼續進行一些民主改革,終于使雅典成為一個經濟繁榮、國力強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居領導地位的希臘城邦。

  僭主政治

  梭倫肩負仲裁制憲大任的執政任期只有一年,屆滿后便飄然離任,出國遠行,此后始終未入政壇,直到公元前560年去世。據說改革后期曾有人建議他搞僭主政治,被他婉言拒絕,以示他對城邦政治的忠誠,反對個人獨裁。但是,梭倫以后雅典公民內部派別斗爭又趨激烈,出現了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相持不下的局面。從階級背景看,大體可說平原派代表貴族,山地派代表農民,海岸派代表工商業者。按希臘城邦的慣例,派別斗爭激烈時,往往有利于執政者加強權力,走上僭主政治的道路,而僭主政治一般有反貴族的傾向。何況,在雅典梭倫改革已為反貴族陣營奠定了基礎。因此,長期斗爭的結果,是山地派的領袖、曾為梭倫之友的庇西特拉圖在雅典成功地建立了僭主統治。他依靠農民支持以武力奪取政權,給貴族一定打擊,從公元前541年開始牢固統治雅典。他于527年逝世后,其子又繼而統治了18年,直到510年被人民推翻。將近半個世紀的庇西特拉圖僭主政治在雅典歷史上也寫下重要的一章。

  庇西特拉圖的統治總的說來對農民比較關懷,也支持平民勢力而反對貴族。他繼續執行梭倫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倫改革確定的路線發展。公民大會和執政官的選舉照常進行,只是擔任官職的人皆屬他的黨羽。他幫助農民發展生產,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貸款支持農民種植葡萄。在把司法權集中于城邦政府的同時,又設立鄉村巡回法庭,就地解決糾紛,削弱貴族對地方司法的干擾。他還經常四處視察,解決僻遠山區農民提出的問題。盡管他組建私人衛隊并過著豪華的生活,平民對他的僭主政治猶有好感,他掌權期間雅典的經濟和文化都有較大發展。因此亞里斯多德評述說:“庇西特拉圖處理國政是溫和的、而且是憲法形式的;他每事仁慈溫厚,對待犯法的人尤其寬大……在他統治時期,從不與大眾為難,總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所以人們常說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有如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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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僭主統治的公元前6世紀后半期,雅典工商業有顯著發展。雅典陶器生產在希臘世界位居前列,暢銷于地中海東西各地,也深入黑海沿岸,隨著精美陶器外銷的還有酒與油,這兩項農產品也居雅典外貿的大宗。由于庇西特拉圖與鄰邦和小亞、黑海一帶國家皆保持友好關系,雅典對外聯絡方便、商路暢通,它鑄造的錢幣在國際市場上開始受到重視。庇西特拉圖特別注意控制雅典通往黑海的商路,在小亞西北角建立了雅典殖民地西吉昂,并支持雅典商人開發色雷斯的金礦。他在雅典大興土木,既促進了建筑業和有關行業的發展,也使雅典開始成為希臘建筑和雕刻藝術的中心。他還注意提倡文藝,出資組織隆重壯觀的節日慶典,把許多詩人請到雅典,禮遇優渥,荷馬史詩的整理寫定便在雅典進行。因此,總的說來雅典在僭主統治之下仍是按梭倫期望的那樣繁榮起來了。

  庇西特拉圖之子希庇亞斯卻未能繼續其父的“仁政”,專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引起人民越來越大的不滿,終于在公元前510年被群眾推翻,被逐的希庇亞斯最后跑到波斯,叛國求榮。雅典人民獲得自由后繼續奮斗,趕跑了乘機和流亡貴族勾結而一度進入雅典的斯巴達軍隊,并促成了公元前508—507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進了一大步。

  改革

  克利斯提尼也是象梭倫那樣出身貴族卻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針對梭倫改革猶未深入觸動的雅典選舉體制和血緣團體作了較徹底的改革。其內容之一是廢除傳統的4個血緣部落而代之以10個新的地區部落,按新部落體制進行選舉。實際上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選舉區,僅襲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壇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貴族影響的同時,也注意揉合三派,因而組成比較復雜。其辦法是每一地區部落都包括三個位于上述三種地區的“三一區”,例如新組成的名為潘迪奧尼斯的地區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區米里諾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區派阿尼亞,位于平原的三一區古達特內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區。這個辦法巧妙地利用了原來血緣部落也分三個三一區的傳統,只是舊三一區是按胞族劃分,現在則按地區戶籍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徹底按地區組成這一點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沉重打擊了氏族貴族,使他們依靠舊的氏族血緣關系影響選舉成為不可能,雅典的國家組織也由于擺脫氏族關系的殘余而完全形成了。

  在組成新的選區之后,克利斯提尼便以10個部落各選50人組成新的五百人會議,取代梭倫的四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的成員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級皆可擔任,比四百人會議更民主。選舉辦法也有新創:各選區基層單位(相當于村莊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確定的名額在合格候選人中抽簽產生。這樣一來,每個身體健康并關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則上都有當選五百人會議成員的權利,實際上在他一生中也總有一兩次獲選的機會。五百人會議的權力也更為擴大,除了為公民大會準備議案、所有議題均先由它討論并由它主持公民大會外,它又在公民大會閉會期間負責處理國家日常政務,由其500成員按部落分為10組,在一年內輪流值班,稱為“主席團”,每組50人內部也是輪流抽簽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國家地位最高的公職人員,有權主持公民大會、接見外國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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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利斯提尼改革還導致雅典軍隊組成的改動,以前按血緣部落征兵的辦法現在改為按地區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隊重裝步兵、若干騎兵及水手,并且選舉一名將軍為統領。10名將軍組成將軍委員會,由軍事執政官任主席。將軍之職按公民自費服役的傳統,不僅沒有薪餉而且要由自己出資裝備一切(包括勤務兵),因此只有家產豐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擔當。所以,它始終不搞抽簽而只由選舉產生,并可連選連任(但也可以隨時罷免),后來這一職務便成為奴隸主上層掌握的要職,對雅典政局影響較大。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最后一個措施是實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選票),它是按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對某一公民實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時把定罪人的名字寫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會議提請公民大會討論是否應行此法,若大會同意就召開全體公民集會進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數達到6000而某人獲多數票就要流放國外10年,但不動其財產。這個放逐法對那些不受群眾歡迎的頭面人物(往往是貴族)是很大的威脅,不失為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工具。

  綜上所述,可見克利斯提尼改革是繼梭倫之后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此后,雅典城邦的民主洪流便不可逆轉地向前猛進,因此亞里斯多德說這一改革“比梭倫憲法要民主得多。”恩格斯也認為它是雅典國家建立過程的完滿結束,而且,“現在已經大體上形成的國家是多么適合雅典人的新的社會狀況,這可以從財富、商業和工業的迅速繁榮中得到證明。”雅典在將近百年之間由于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躍升為希臘世界中居領導地位的城邦,其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實力已可使它在即將到來的波斯帝國的入侵中接受空前嚴重的挑戰。

  早期希臘文化

  前8世紀-前6世紀的早期希臘文化可以分為后期幾何型風格、東方化風格、古樸風格三個階段。前8世紀時,希臘陶器仍以荷馬時代樣式為主。但也出現了例如戰車、戰船等圖案。此時的文學作品包括了荷馬史詩和希西阿德的詩集

  在宗教觀念上,希臘人信仰多神教,以宙斯為首,同時設立男女祭司,與公職人員等同。希臘宗教還將神“人性化”,即“神人同形同性論”,這是古代希臘乃至后世的哲學和藝術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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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哲學方面:在小亞細亞的米利都產生了古希臘的第一個哲學家:泰利士,他認為萬事萬物起源于水,開辟了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的先河;隨后的阿那克西曼德則主張是“無限”;而阿那克西美尼則認為萬物來自于氣,三人雖主張不同,但都是唯物主義。另一個唯物主義哲學家是小亞細亞的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他認為世界是“一團永不熄滅的活火”,強調萬物都處在一種有規律的運動當中,是樸素辯證法的源泉。

  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則精于數學的研究,但他在哲學上處于唯心論,但在數學領域,畢達哥拉斯的貢獻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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