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的生平:從囚徒到高官,又從高官到囚徒
趣歷史 責任編輯:qy 2019-02-22 13:22:09 宋嘉樹 鄭念 秦德君 劉仁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新政協即將選舉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當代表們看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黨內副主席候選人名單時,都大為驚訝。他們紛紛交頭接耳-為什么是高崗?

  和其他兩位黨內候選人朱德、劉少奇相比,高崗的威望、資歷是遠遠不及的,更別說能否和主席毛澤東、總理周恩來并肩。甚至與年齡相仿并同為大區負責人的鄧小平相比,他的功勛和履歷也要差上一大截。所以不管彼時還是現在,66年來黨史、政治史研究者對此一直聚訟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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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崗晉升之快,權柄之重,地位之隆,似乎和領袖毛澤東對其的培養提攜是分不開的,而究其原因,可能是高氏身上那種勇武明快、不拘小節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令人欣賞和信任。

  不過,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急躁輕信、剛烈慨然的性格成就了高崗,但最終也將他送入末路。

  由囚徒到西北局書記:三十六歲

  按照黨史的記敘,“(1935年)10月19日,北上紅軍到達陜甘蘇區的吳起鎮。11月初,他們在甘泉同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率領的在陜甘地區活動的紅十五軍團會師”,這標志著中央紅軍的長征勝利結束。然而,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受王明路線影響,陜甘蘇區的中高級干部如十五軍團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此時都關在大牢中,等待“肅反”的最終結果。若中央紅軍晚來一步,而毛澤東沒有下令“刀下留人”,那后果將不堪設想。

  中央對于“肅反”的糾偏迅速而有效。11月7日,包括高崗在內的被迫害干部全部釋放;30日,宣布此次肅反是“極左主義”,高崗等人正式平反;1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在瓦窯堡接見了高崗。

  隨后,高崗帶了十三人去陜北與內蒙交界處任蒙古工作委員會主任。“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黃沙地,天天刮風,跑來跑去,經常打仗”,照他的形容,“當時認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蘇武牧羊”。

  高崗的腹誹并不過分。據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很多年以后回憶,“由于‘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陜甘邊蘇區的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干部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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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的高崗,生理心理都飽受折磨。一方面,他“被關押拷打的身體還不太好”,另一方面,他擔心會被人“害死”。如此身心消沉,以致他竟然有了“不如出家去當和尚”的想法。

  正在此時,他的老同學、老領導、老朋友劉志丹犧牲了。劉志丹的犧牲更刺激高崗振奮起來,“發狠地在蒙古干出個樣子給他們看看”。

  另一方面,由于劉的去世,論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高崗就排在了第一位,他事實上成為了西北蘇區的代表--當時這里已經成為中國革命全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毛澤東曾形象地說,“你走的路多,但你失去了根據地”,而高崗“沒有走路,但陜北還是一個根據地”,以突出在地化的重要性。

  加之高在劉志丹犧牲后的工作誠然卓有成效,有目共睹,于是,他開始進入中央的考察視線。高崗那種“不設防”的性格也讓能夠被多方接納。據和他同事多年的老領導回憶,“一方面聽人說高崗很勇敢”,“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這種毫無心機的做派使得他能夠最大程度地團結同志。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剛剛抵達陜北,高崗還是個肅反大牢里的囚徒。僅一年后,他已經有資格列席政治局會議。到1941年4月份,中央決定成立總綰陜甘寧黨政大權的西北局,任高崗為書記,連革命元老林伯渠、謝覺哉都是其下屬。這時,他才三十六歲。

  由副主席到囚徒:四十九歲

  1953年初的高崗,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峰。此時他以中央政府副主席之尊,兼任人稱“經濟內閣”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行政序列上已和周恩來并列。而他在東北大區的實際影響力依然存在,東北局各項事務仍向其匯報。

  他還于此時搬進了東交民巷8號,之前的法國駐華大使館,一棟占地百畝的別墅將成為他的私人辦公處,最后也成為其囚禁與葬身之所。

  據鄧小平近三十年后的回憶,“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后,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高崗敢于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指毛澤東-引者注)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高崗又從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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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顯然,“有些粗,水平不高”的高崗錯誤地判斷了毛澤東的意向,更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到1953年底,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以“北京有兩個司令部”這一后來家喻戶曉的比喻,和高崗劃清了界線。

  這次會議以后,對高崗的指控逐漸升級。到1954年2月6日七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其實已經為高崗作了政治定性,那就是“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隨后,中央組織“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對高進行全面揭發和批判。“座談會”僅僅開了兩個下午,高崗就精神崩潰,于次日下午開槍自殺,幸好手槍被親屬及秘書搶下,才沒釀成大禍。然而,自殺前一晚他做了一件事,真正導致其政治生命的徹底終結。

  他寫了一封信,一封給毛澤東的信。

  據他的傳記作者了解,“信中既有高崗的個人檢討,也有對一些問題的辯解,還有他與別人在一起議論劉少奇等的情況匯報”。向領袖匯報思想并懺悔,這很正常,但問題是,他“把致毛澤東的信放到了一個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寫下了‘劉少奇收’”。更有甚者,他次日早晨還在信封上抹了點鮮血。他的秘書和妻子發現后,覺得不妥,決定私拆信件,“打開一看,給劉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寫的致毛澤東的信,信的抬頭寫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崗”。

  給毛澤東的信為什么要寄給劉少奇,上面還要抹上血跡,并以自殺明志?相信對這個問題最好奇的是毛澤東,據其秘書葉子龍回憶,“他對此事感到厭惡”,進而說,“隨他去!”葉子龍認為,毛澤東“從此徹底放棄了挽救高崗的想法”。

  高崗自殺(未遂)發生在2月17日下午一點半。晚上九點,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對高崗在其住所實施管教-也就是監禁,并令其停職反省。也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高氏成了囚徒。

  從此,高崗再也沒有跨出東交民巷8號半步。8月17日,正好距上次自殺半年整,凌晨兩三點,他吞下了平時偷偷攢下的大量安眠藥,再度自殺。這次,他成功了。這顆黨史上最耀眼的政治流星終于墜地,這時,他才四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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