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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反“圍剿”是指從1933年9月25日開始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對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戰役。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區,反擊國民黨軍50萬兵力“圍剿”中央蘇區的戰役。國民黨軍采取堡壘主義的新戰略發起“圍剿”,紅軍倉促應戰。1933年初,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于不顧,仍然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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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圍剿的背景_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_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_趣歷史——反對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戰役

第五次反圍剿的背景_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_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_趣歷史紅軍在閩的最后一戰:松毛嶺戰役的結果及歷史影響

  松毛嶺戰役是長征前第五次反圍剿的背景_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_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_趣歷史紅軍在閩的最后一戰,也是異常慘烈的一戰。這一戰,萬余名無名紅軍戰士身死松毛嶺,為中央紅軍戰略大轉移贏得寶貴時間。為紀念此場戰役和銘記朱毛紅軍與當地百姓軍民深情,紅九軍團將"松毛嶺"改名為"朱毛嶺",指揮所駐地"郭公寨"改名為"郭姆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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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過程

  松毛嶺位于長汀縣東南,是與連城縣交界的高山,南北綿延80多華里,東西寬30多華里,山峰險峻,森林茂密,因為此地生長了很多松樹,故名"松毛嶺"。松毛嶺是東往龍巖、上杭、連城,西通長汀、瑞金、贛州的一條必經之路。當時,留守松毛嶺一線的是紅軍第紅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紅九軍團是1933年10月新組建的部隊,原轄紅三師和紅十四師,不久以后紅十四師編到其他部隊,因此只有紅三師一個師,所以留守松毛嶺一線的紅軍兵力不過五六千人。

  1934年9月上旬,為了保衛長汀,支援前線,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劉少奇在長汀縣召開福建省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當前形勢確定:

  (1)為了便于獨立領導和適應游擊戰爭環境,將所存蘇區劃為長汀、兆征、汀東、汀西、新杭、代英等縣,實行干部地方化,準備在被敵人切斷聯系后獨立作戰;

  (2)加強地方武裝,普遍成立獨立團、獨立營和游擊隊,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

  (3)建立黨的秘密組織,準備轉入隱蔽斗爭;

  (4)加緊運送糧食到長汀以西地區,以備長期堅持斗爭。

  與此同時,福建省軍區緊急動員蘇區青年參軍參戰,組織了2000多名地方武裝開上前線,投入保衛松毛嶺的戰斗。為配合松毛嶺戰役,各級蘇維埃政府發動群眾去挖戰壕、抬傷員、運物資、送茶飯。當時松毛嶺附近幾個村子"家家無閑人,戶戶無門板"--成年男子全部參加武裝支前工作,門板都卸掉作了擔架,就連少先隊、兒童團也行動起來,為保衛蘇維埃盡一份力量。僅長汀縣塘背村參加修工事的有200多人,做擔架745副,婦女送布草鞋560雙,兒童運竹杯1359個。

  松毛嶺中段是全線要沖,唯有兩個通道,只要堵住這兩個通道,敵人就難以向長汀西進。這兩個通道一個在主峰叫白葉洋嶺,另一個叫劉坑口,兩地相距五六華里,地勢十分險要。紅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在這兩處布下重兵,構筑了堅固的工事碉堡,居高臨下,嚴陣以待。這種碉堡從地面往下挖一圓地,坑上架起大木頭,頂上鋪一層幾尺厚的泥土,泥土上用草皮或樹枝偽裝。在其他幾個山峰上也作了周密布置,大小據點組成火力交叉,陣地內各主要據點間挖交通壕,互相連接溝通。陣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鹿砦或竹簽作為障礙物。主陣地帶前面的一線高地,也筑了較為簡易的工事,作為紅軍前進的陣地或警戒的陣地。

  1934年9月1日和9月3日在連城縣溫坊,中國工農紅軍殲敵4000多人。因國民黨軍在溫坊失敗,蔣介石極為惱怒,把從溫坊戰役逃回去的旅長許永相槍決,師長李玉堂也由中將降為上校,又調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取代蔣鼎文加強東路軍指揮力量,并重新調整進攻部署,第三十六師主攻白葉洋嶺主峰,第十師、第八十三師協同進攻。第三師損兵較大,改派筑碉堡修路。此外,蔣介石唯恐炮兵第五團難以摧毀紅軍的陣地工事,還從江西南昌派來幾十架德制"黑寡婦"轟炸機、戰斗機輪番助戰。

  1934年9月23日上午7時,松毛嶺戰役開始。擔任主攻的敵東路軍第三十六師在第十師、第八十三師協同下,配備飛機、大炮向松毛嶺猛烈進攻。數小時內敵人發射了一二三公厘榴彈炮、一三○公厘山炮及八二公厘迫擊炮幾千發炮彈。"黑寡婦"飛機輪番轟炸,紅九軍團、紅二十四師和數以萬計的長汀地方武裝部隊與敵人展開了空前激烈的戰斗、槍聲、手榴彈和炸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喊殺聲響徹云霄,鏖戰整日,紅九軍團、紅二十四師據守的陣地巍然屹立

  1934年9月25日,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治委員蔡樹藩奉命到江西瑞金中央開會。松毛嶺戰斗仍在激烈進行中,形勢日益嚴重,雙方為了爭奪一個山頭,不惜付出巨大代價進行拼博,敵我雙方傷亡都很多,戰局形成對峙狀態。

  1934年9月26日,敵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率第三十六師各旅團營長到前沿陣地偵察。從炮兵觀測鏡中,他們看到紅軍主陣地白葉洋嶺形勢險要,山巒重疊,"紅軍利用這線山嶺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在最高的幾個山峰上構成主陣地帶,陣地帶布置相當周到,大小據點組成交叉火力。陣地內各主要據點間,挖有交通壕。陣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鹿砦或竹簽做為障礙物。"宋希濂及其部屬驚嘆紅軍防御設施強固而周密,估計單憑炮火難以摧毀紅軍防線。一返回師部,宋希濂立刻用電話向在龍巖的顧祝同報告偵察情況,要求蔣介石南昌行營再派飛機助戰。

  1934年9月27日上午6時,負責攻擊任務的敵第三十六師第一○八旅主攻白葉洋嶺,敵一○六旅擔任右翼警戒并協助攻擊。7時,敵炮兵向紅軍陣地轟擊,1個小時以后,從南昌飛來的6架飛機轟炸紅軍主陣地,隨后又有9架飛機對白葉洋嶺輪番投擲大批重磅炸彈。在飛機和大炮掩護下,敵人向白葉洋嶺一次又一次輪番進攻。

  紅軍憑著步槍、機槍和手榴彈等輕武器,冒著敵人的炮火,大量殺傷靠近陣地的敵人。成千上萬的敵軍象蝗蟲一樣蜂擁沖上山峰,英勇的紅軍指戰員在陣地上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白刃戰。白葉洋嶺上,硝煙滾滾,喊殺之聲一次次響徹云霄,敵人一批批擁上來,紅軍戰士用刺刀和石塊把他們一次又一次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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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結果

  1934年27日下午2點多鐘,紅軍主陣地工事大多數被敵人摧毀,堅守陣地的紅軍指戰員傷亡嚴重。于是紅軍不得不放棄白葉洋嶺,向西側山麓的長汀縣鐘屋村撤退。敵軍雖然占領了白葉洋嶺,但也付出了慘重代價。敵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剛登上主陣地最高峰,即被紅軍的槍彈擊成重傷,險些喪命。

  白葉洋嶺主陣地失守以后,堅守在松毛嶺其他陣地的紅軍仍然頑強地抗擊敵人的進攻。1934年9月29日,敵軍集結了第九師、第三十六師向松毛嶺其他陣地再次發動猛烈進攻。敵人依次用炮火和飛機轟炸紅軍陣地,掩護攻擊部隊向山頂攀登。紅軍與敵人反復沖殺肉搏,終因彈盡援絕,被迫撤退。當天傍晚,敵人分別占領了大園山、大洋山等各處高地,松毛嶺全線紅軍撤退到長汀縣鐘屋村,至此,松毛嶺戰役已整整打了七天七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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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影響

  民國版《長汀縣志》記載:"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即1934年9月)……是役(指松毛嶺戰役)雙方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戰事之劇,空前未有。"松毛嶺戰役整整進行了七天七夜,打得非常激烈、殘酷。在血與火的激戰中,紅軍給敵軍重創,但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被迫全線后撤。1934年9月30日,紅九軍團在長汀縣鐘屋村"觀壽公"祠堂前的大草坪上召集了由赤衛模范隊員、少先隊員和群眾等人參加的萬人誓師大會。當天下午3時,紅九軍團兵分兩路,前往江西瑞金紅都,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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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過程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下,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間,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悄然從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連同后方機關共8。6萬余人進行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開始了悲壯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二萬五千里長征。它那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賴以成功的基礎,它激勵著一個有13億人口的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舉世無雙的壯舉,它像一條永遠銘刻在地球上的紅飄帶,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象征。

  從1934年10月16日紅軍在江西渡過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到陜北,歷時兩年整,行程上萬里,其間經過無數次激烈的戰斗。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路上行軍一共368天,余下來的100天大多都在戰斗中渡過。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占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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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蔣介石在江西連續發動四次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均告失敗。他接受了過去的教訓,改弦更張,放棄了長驅直入的作戰方式,調整部署,采取“穩扎狠打,步步為營,修碉筑路,逐步推進”的辦法,企圖構成包圍圈,斷絕蘇區物資來源,迫使紅軍進行陣地戰來比力量拼消耗。對紅軍來說,屢戰屢敗的蔣介石這點伎倆其實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時紅軍已失去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領導,被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者所把持,紅軍最終被逼上了遠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調集了100萬軍隊和200余架飛機,對紅軍各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他任命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以陳誠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率領第三、第六兩路軍由北向南進攻蘇區;同時以重金收買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出兵兩個軍封鎖江西、廣東邊境。以所謂政治圍攻、文化圍攻、經濟圍攻、交通圍攻,配合近百萬兵力的軍事圍攻。紅軍由于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放棄了最拿手的機動靈活的戰術,與敵人打陣地戰,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壘之間,造成被動之勢。而國民黨軍隊依靠兵力優勢,五里一推,十里一進,給蘇區增加了不少的困難。陳誠、薛岳部逐漸占領了廣昌、興國等地,迫使紅軍退至白水、頭陂構筑工事。蔣介石看到紅軍采取打正規戰和他拼火力,越發起勁了。他又調來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個縱隊近30個師兵力加緊進攻,9月底,又攻占了寧都等地,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第1、3、5、8、9軍團,連同后方機關共86000余人分別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開始突圍長征。其中1軍團19880人,3軍團17805人,5軍團12168人,8軍團10922人,9軍團11538人。此外,還有兩個獨立縱隊:軍委縱隊4695人,中央縱隊9853人。經過20多天的作戰,紅軍先后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西進的企圖,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軍閥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25個師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紅軍,同時令貴州“剿共”總指揮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隊到湘黔邊界堵截,企圖將紅軍“殲滅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并手諭前線各部隊:“力求全殲,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紅軍長征一開始就遇到了長征中最殘酷的一仗:湘江戰役。

  湘江戰役

  敵人利用寬闊的湘江構成了第四道封鎖線,紅軍前有湘江攔阻,左有廣西軍,右有河南軍,后有中央軍和廣東軍閥窮追不舍,處境萬分險惡。25日,中央軍委發布搶渡湘江的作戰命令,令中央紅軍分四路縱隊,迅速搶渡湘江,通過敵第四道封鎖線。26日,紅1、3軍團主力迅速前進,先頭部隊紅2、4師各一部于27日在廣西的興安、全州間搶渡湘江,至當日晚,紅軍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間60華里長的湘江兩岸。此時,軍委縱隊距最近的湘江渡河點只有80多公里,如果輕裝急行軍,一天即可趕到。可是,由于山路狹窄,加之后續部隊攜帶著從蘇區運出的大量物資,行動遲緩,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寶貴的機會白白地喪失了。11月29日,敵人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的紅軍戰士,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紅軍的阻擊陣地上,炮彈和重磅炸彈的爆炸聲不絕于耳,許多來不及構筑工事的戰士們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裝備單一的紅軍要用血肉之軀抵擋敵人飛機和重炮的狂轟濫炸,戰斗的殘酷可想而知。但"保衛中央縱隊安全渡江"的口號仍響徹在陣地上空。12月1日,戰斗達到了白熱化程度,敵人對我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殲我于半渡中。這是生死存亡的一戰,是意志的較量。狹路相逢勇者勝。紅軍將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彈打垮了敵軍整連、整營的一次次進攻,湘江兩岸灑下了無數紅軍將士的鮮血,渡口始終牢牢地掌握在紅軍手中。至當日17時,我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于拼死渡過了湘江。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以來最壯烈、最關鍵的一仗,我軍與優勢之敵苦戰5晝夜,終于撕開了敵重兵設防的4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但紅軍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

  遵義之戰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地位。這時蔣介石又集中約40萬兵力向遵義地區進逼,而這時中央紅軍只有3。7萬人,局面十分嚴峻。為擺脫敵軍,紅軍決定迅速北渡長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進。1月19日,中央紅軍由遵義開始北上,分三路縱隊向赤水方向急進。由于敵先我占領赤水城,我攻城未果,軍委決定首先集中主力圍殲尾追的川軍4個團。由于敵情變化,我未能全殲敵人。為避免被動,軍委決定撤出戰斗,西渡赤水,向古藺南部地區前進,尋機北渡長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紅軍主力分3路縱隊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時敵人已在長江北岸部署了36個團的兵力,全力堵我北進,各路敵軍形成一個大包圍圈向我逼近。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當國民黨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邊境,黔北地區敵人兵力空虛之機,軍委決定避實就虛,調動敵人,轉兵東進,再入黔北,尋機再打擊尾追的薛岳集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由太平渡、二郎灘等地東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敵兵力比較空虛的桐梓地區挺進。24日我占領桐梓縣城,準備奪取婁山關。婁山關是貴州北部大婁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當時四川通往遵義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貴州軍閥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個團的兵力,25日早晨,紅3軍對婁山關發起猛攻,經激戰,于當晚攻占了婁山關。敵為奪回陣地,調集了約6個團兵力瘋狂反撲,但都被我英勇的紅軍將士擊退。在紅1、3軍團的打擊下,敵倉惶南逃。為了不給敵以喘息之機,紅1、3軍團不顧疲勞,繼續向遵義方向展開了追殲戰,重占遵義城,黔軍棄城南逃。此時,向遵義增援的敵吳奇偉的兩個師孤軍冒進,我果斷抓住了戰機,紅1軍團以勇猛的行動直插吳奇偉的指揮部,敵一部驚慌逃過烏江,并砍斷浮橋,敵尚未渡過的1000余人和大批軍用物資被我俘獲。紅2軍團也于黃昏殲滅敵59師大部,遵義之戰勝利結束。

  四渡赤水

  3月初,敵軍又重新糾集兵力,向遵義進攻。1935年3月10日,我軍放棄遵義。為調動敵人,尋找戰機,16日,紅軍在茅臺及其附近地區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藺方向前進,敵為防止我北渡長江,急忙調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敵再次撲向川南將要對我形成包圍之際,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又突然掉頭向東,1935年3月21日,在二郎灘、太平渡一線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過烏江,直逼貴陽。就在蔣介石手忙腳亂調兵保衛貴陽之際,紅軍已乘虛進軍云南,隨后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四渡赤水戰役中,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正確指揮下,將運動戰的特長發揮得淋漓盡致,在5天之內取桐梓、奪婁山關、重占遵義城,共殲敵20個團,斃傷俘敵5000余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紅軍長征以來的最大一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紅軍的士氣。毛澤東經過婁山關,被山勢的雄渾和紅軍將士的英勇所感動,賦詞述懷:“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后,在會理地區進行了休整,并召開了會理會議,決定繼續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隨后,紅軍繞過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進。與此同時,蔣介石為防止我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一面電令川軍阻止我紅四方面軍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時令楊森部加強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圖利用大渡河的險峻,使中央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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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中央紅軍通過大涼山后冒著大雨兼程北進。擔任先遣隊的紅1師1團急行軍80余里,首先趕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順場,以迅猛的動作消滅敵守軍兩個連,奪取了一條寶貴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兩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當年,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就率數萬大軍進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順場渡口陷清軍重圍,最后全軍覆沒。如今,中國工農紅軍又來到這里,能否渡過大渡河,關系到數萬紅軍將士的生命。安順場渡口寬百米,惡浪翻騰,河對岸有川軍第5旅的一個營防守,并已構筑了工事,而紅軍只有一條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軍情緊急,別無選擇。紅1團精心挑選了17名勇士,組成了渡河突擊隊,為加強火力將機槍連和軍團炮兵營集中到渡口,并抽調紅軍著名的神炮手趙章成和“紅軍團”的三個特等射手,用兩門迫擊炮和數挺重機槍進行支援。紅軍先遣隊司令員、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和先遣隊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也親臨一線指揮。5月25日晨,素有開路先鋒之稱的紅1團在團長楊得志的指揮下,開始強渡大渡河。在紅軍炮火支援下,一葉小舟載著第一批9名戰士冒著槍林彈雨,在驚濤駭浪中向對岸沖去,這一驚心動魄的場面,只有超凡的紅軍戰士才有如此的勇氣。小船終于靠上了河對岸,勇士們攀上了陡峭的河對岸,在我炮火(特別是趙章成)的支援下沖進敵工事,與迅速到達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陣猛烈沖殺打退了敵人,控制了渡口。敵人視為插翅難飛的天險大渡河終于被紅軍打開了一個缺口。但由于安順場水流太急,無法架橋。25日一整天,僅紅1團還未全部渡過河,而敵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晝夜急進。26日,軍委決定改向西北,爭取并控制瀘定橋渡河點,以取得戰略勝利。27日,紅4團在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率領下,以強行軍的速度,向瀘定橋方向飛奔。山路泥濘,天降大雨,又不斷遭到敵人襲擊,紅4團以頑強的意志,強行軍160公里,于29日晨搶在敵援兵到達之前趕到了瀘定橋。瀘定橋位于四川省瀘定縣,是一座著名的鐵索橋,橋長100多米,寬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鐵索組成,橋身有鐵鏈9根,上鋪木板以作橋面,其余4根在兩側作為扶手。但此刻,面對紅4團將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鐵索,橋面的木板已被敵人拆去,橋下是洶涌泡哮的河水,對岸就是瀘定城,敵川軍第4旅第38團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槍口指向瀘定橋。但是紅軍總能創造驚人的奇跡。下午4時許,在全團司號員激昂的軍號聲中,奪橋戰斗打響了。各種輕重火器向對岸發出密集的彈雨,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的突擊隊攀上鐵索,向對岸爬去,在敵人的槍彈中,有人中彈掉下橋去,但突擊隊員仍頑強地一步步接近對岸,后續部隊則一邊鋪木板一面跟進。敵在橋頭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擊隊員,他們穿過熊熊烈火,迅速消滅了守橋之敵,并支援后續部隊攻占了瀘定城。飛奪瀘定橋的成功又一次使紅軍轉危為安,擺脫了敵人的追擊。至6月2日,中央紅軍主力全部由瀘定橋渡過了大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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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雪山

  爬雪山、過草地中央紅軍占領瀘定城后繼續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敵人蘆山、寶興防線,隨后翻越了長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紅軍大多來自氣候炎熱、潮濕的南方亞熱帶地區,好多人以前從未見過大雪山,更不用說爬了。一開始見到雪山,的確非常壯觀。白雪皚皚,一片銀色,雪連天,天連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來,卻一點也不覺得美了。夾金山被當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們告訴紅軍,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夾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張開嘴,山神就會把你掐死。總之,夾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議的山。鳥兒都飛不過去,人最好是別靠近它,但無畏的紅軍卻偏偏要與命運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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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夾金山的跟前,從山下就可看到覆蓋山頂的大雪,而且看上去這一大片一大片的積雪并不遠。開始人們根本意識不到要爬這么高。數月行軍,糧食不足,人也筋疲力盡。爬山起初似乎還很順利,后來突然進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們睜不開眼睛,又沒有路,人們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來,渾身無力,有的就這樣永遠地躺倒在雪山的懷抱里了。

  過草地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終于翻過幾座大雪山,在北進途中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勝利會師。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總兵力達10萬余人,士氣高昂。但張國燾卻以種種借口延誤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并以改組黨中央和紅軍總部相要挾。為維護紅軍的團結,并爭取張國燾本人,黨中央于1935年7月18日發出通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隨后又對紅軍序列進行了一系列調整。

  1935年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了夏洮計劃,將紅軍分成左右兩軍: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黨中央、中央軍委隨右路軍行動。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決定以主力迅速占領洮河流域地區,并以此向東發展取得陜甘。隨后,右路軍進入茫茫的毛兒蓋大草原,這又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大挑戰。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在她的著作《偉大的道路》中勾畫了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帶:“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區的高地上,一望無垠,廣袤達數百英里,全是沒有路的沼澤地帶。走了一天又一天,極目四顧,紅軍所看到的,除了無邊無際的野草外,沒有別的東西,而野草下面則是渾水深達數英尺的沼澤。死草堆上又長出了大片野草,誰也說不上是不是幾百年來就如此。大樹小樹一概沒有,看不到鳥類飛翔,聽不到蟲聲唧唧,甚至連一塊石頭都找不到。這里什么東西都沒有,只有無邊無際的野草,夏天任憑狂風暴雨沖打,冬天任憑大雪覆蓋。天空永遠密布烏云,把大地襯托成灰暗而陰沉的地獄。”紅軍走出草地的時候,只剩下一支襤褸不堪、瘦得只有骨頭架子的部隊。成千上萬的人咳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它還能一師又一師地擊敗軍閥部隊,稱得上是世界上最頑強、最結實、最有政治覺悟的老戰士,是歷史上一支無與倫比的堅強隊伍。紅軍將士以藐視一切困難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歷盡艱辛,終于在8月底以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左路軍也于8月20日經過草地到達阿壩。班佑以東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環抱,地勢險要。守敵胡宗南部獨立旅第2團憑借山險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構成一個防御區,卡在紅軍進入甘南的必經之路上。胡宗南發現紅軍過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師由松潘以北的敵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線堵截紅軍。消滅包座之敵,開辟前進道路,是擺在右路軍面前的迫切任務。徐向前主動向黨中央建議,攻打包座的任務由第四方面軍部隊來承擔,并準備采取圍點打援的戰法,求殲包座和來援之敵。29日黃昏,部隊發起攻擊。經一夜激戰,紅軍掃清外圍據點,殘敵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負隅頑抗,等待援兵。為誘敵來援,紅軍對其圍而不攻。30日夜,援敵49師先頭部隊291團進抵大戒寺以南,為誘敵深入,紅30軍以264團略作阻擊便且戰且退,至當日下午,敵49師全部被誘入我伏擊圈內。下午3時,我軍向敵人發起總攻,隱蔽在山上的紅軍將士一齊向敵出擊,敵49師被分割成3塊,首尾不能相顧。剛剛走出草地的紅軍英勇拼殺,在氣勢上完全壓倒了敵人。經七八小時的激烈戰斗,我軍終于在當晚將胡宗南的第49師全部殲滅,敵師長伍誠仁受重傷后跳河自殺。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敵人,見大勢已去,在我軍政治攻勢下全部繳械投降。此役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的一個大勝仗,我軍殲滅包座地區守敵及援敵49師的大部,共斃、傷、俘敵5000余人,繳獲輕重機槍50余挺,長短槍1500余支,還繳獲了紅軍急需的牦牛、騾馬、糧食、彈藥等軍用物資,掃清了紅軍北上的障礙,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通道,使敵企圖把我困在草地的陰謀徹底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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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燾

  張國燾陰謀沒有達成。中央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的實力大大增強,又有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局勢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而紅一方面軍只有3萬多人,張國燾自恃掌握的兵力多,個人野心大大膨脹起來。兩河口會議后,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口頭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針,但仍暗中醞釀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戰役計劃后,紅軍分為左、右兩路。右路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率領下,從1935年8月21日開始過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然而,張國燾卻提出種種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軍南下。1935年9月9日,他背著中共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企圖以武力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為了貫徹北上方針,并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毛澤東立即召集周恩來、張聞天和博古等人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1、紅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當時紅四方面軍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張武力阻攔。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堅決制止了這種行動,維護了紅軍的團結。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并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與此同時,蔣介石集中130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圍剿”,1935年11月19日,紅2、6軍團共17000余人向湘黔邊轉移,繼續長征。

  突破

  進軍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紅1、3軍團和軍委縱隊從俄界、羅達地區出發,繼續北上。部隊冒著雨雪交加的嚴寒,沿著白龍江源頭險峻的山道,進入甘南境內。此時,甘南的敵人只有魯大昌的第14師及王均的第3軍第12師。我紅1方面軍主力乘虛急速前進,于16日擊潰敵14師一個團,逼近天險臘子口。臘子口位于甘肅境內,是四川通往甘肅岷縣的必經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寬,兩邊是千丈懸崖峭壁,中間是水深流急的臘子溝,河上架有一座木橋,這是進入臘子口的唯一通道。魯大昌在此部署了兩個營的兵力,橋頭筑有碉堡,從山口往里,直到岷縣,還縱深配置了3個團的兵力,不消滅該敵攻占臘子口,紅軍就無法前進。因此,毛澤東同志親自定了攻打臘子口的方案。具體任務交給了紅4團。這支英雄的部隊與紅1團一起在長征中一直擔任著開路先鋒。當晚,紅4團一部向臘子口發起進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幾次進攻均未奏效。4團當即調整部署,決定正面由政委楊成武指揮,用一個連的兵力疲憊與消耗敵人,并乘機奪取木橋,另派兩個連,由團長王開湘率領,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敵人的側后,協同正面的部隊殲滅守敵。戰斗緊張而激烈。敵橋頭堡前,紛飛的彈雨和敵人扔下的手榴彈構成了一張嚴密的火網,擔任正面進攻的6連始終接近不了橋頭。與此同時,擔任迂回任務的1連和2連,由一名苗族戰士帶領,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巖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對敵發起攻擊,敵人措手不及,在我兩面夾擊下,狼狽逃竄,紅軍乘勝窮追90余里。這一仗,不但打開了臘子口,還繳獲了數十萬斤糧食和2000斤食鹽,這對于當時剛出草地不久的紅軍來說,可謂無價之寶。

  突破臘子口是紅軍進入甘南的關鍵一戰,聶榮臻元帥曾對此評論說:“臘子口一戰,北上的通道打開了。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會處于進退失據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詩詞《七律·長征》中寫道:“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紅1方面軍主力通過臘子口后,繼續北進,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甘蘇區吳起鎮。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告紅軍主力長征勝利結束。

  直羅戰役

  然而,蔣介石卻不甘心失敗,1935年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總司令部,指揮陜甘寧青四省國民黨軍的作戰。1935年10月28日,國民黨西北“剿總”調整部署,以5個師的兵力,采取東西對進、南進北堵的作戰方針,企圖圍殲我于洛河以西地區。當時,我1方面軍只有1萬余人,而敵東西兩路共有3萬余人,而且裝備精良,形勢是十分嚴重的。能否打破敵人的這次圍剿,關系到黨中央和紅軍能否在陜北立足,也關系到紅軍今后的命運。10月28日,敵西路第57軍開始東進,11月初占領太白鎮,但此后半個多月,該敵徘徊不前。為調動敵人,我紅15軍團81師一部加緊圍攻甘泉,敵果然上當,第57軍迅速東進。1935年11月20日晨,敵109師在飛機的掩護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羅鎮推進。16時許,敵人大搖大擺地進入了直羅鎮。我紅1方面軍首長立即抓住敵孤軍冒進的有利戰機,于當日上午10時定下了21日消滅直羅鎮一帶之敵一至兩個師的決心。當晚,我紅軍主力將直羅鎮包圍。21日晨,紅1軍團由北向南,紅15軍團由南向北,對敵發起進攻,槍炮聲響徹山谷。敵從睡夢中驚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紅軍的嚴密包圍之下,左突右沖就是出不去,戰至中午12時,敵大部被殲,只有師長牛元峰帶領500余敵人逃入鎮東南高地一土寨內,固守待援。因寨墻堅固,山勢陡峭,我屢次攻擊未奏效,為避免無謂的犧牲,我1方面軍首長決定由紅15軍團一部圍而不攻,集中紅軍主力準備打敵援兵。22日上午,敵西路第67軍111師東援直羅鎮;23日,敵東路117師、107師也企圖解109師之圍,但都被我擊退。西路之敵軍見東路被阻,失去了前進信心,軍長董英斌率第106師、第111師及軍部向太白鎮逃跑。紅軍立即分3路展開追擊,并于24日在張家灣至羊角臺途中將敵第106師617團殲滅,其余敵軍退入太白鎮。此時,被圍困于直羅鎮東南土圍寨中的109師殘部,見援兵無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圍,第二天清晨,我15軍團發現敵逃跑后跟蹤追擊,于上午將殘敵全部殲滅,師長牛元峰被擊斃。直羅鎮戰役,紅1方面軍共殲敵1個師另1個團,迫使敵第57軍退回隴東,第67軍117師后退,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毛澤東同志在評價這次戰役的影響時指出:“直羅鎮一仗,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永遠的紅飄帶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從而結束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長征。

  戰爭結果

  從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突破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層層封鎖和圍追堵截,行程25000里,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也是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從此,開始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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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圍剿的背景_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_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_趣歷史失敗的原因有哪些 對于該事件的評價是什么樣的

  相關人物

  王明

  王明(1904~1974)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領導人。原名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得到校長米夫的賞識。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為教條主義宗派的首腦人物,1929~1930年間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條主義者陸續從蘇聯回國。12月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身分來華。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 月去蘇聯,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書記處候補書記。1931年到1934年間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推行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到嚴重危害。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批評了這種錯誤,結束了他們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主張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斗爭,使他領導的地區革命事業又受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他的書記職務。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他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但已去蘇聯就醫,從此拒不回國。60年代及7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攻擊中國共產黨。1974年3月27日卒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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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祝同

  顧祝同(1893~1987)中國國民黨軍將領。字墨三。江蘇漣水人。1916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科。1922年任粵軍第二軍參謀。1924年黃埔軍校初創時任中校戰術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東征中任教導第2團營長、第2團團副,后升任國民革命軍第3師參謀長、副師長。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軍第3師師長。次年9月任第九軍軍長。1930年2月蔣閻馮中原大戰時,任第十六路軍總指揮、洛陽行營主任。次年調任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年底任江蘇省政府主席。1933年參與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任北路軍總司令。1935年任重慶行營主任兼貴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變后,兼任西安行營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后,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兼江蘇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涇縣策劃指揮了皖南事變。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后任徐州綏靖主任等職。1946年任陸軍總司令。1948年任國防部參謀總長。1949年4月,重任陸軍總司令,12月任“西南軍政長官”。1950年去臺灣,曾兼臺灣“國防部”代部長。1972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87年1月17日卒于臺灣。

  失敗原因

  錯誤方針

  第四次“圍剿”失敗后,經過短暫休整,蔣介石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1933年7月,蔣在江西廬山開辦陸軍軍官訓練團,分期分批訓練中級以上軍官。訓練“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對應其“從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的認識,訓練團特別注重戰斗、團結精神的教育。訓練結果,按蔣自己的說法:“因為時間過于短促,對于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時,干部集中、朝夕相處對來自各地方、各派別的軍官“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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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紅軍作為假想敵,鄭重其事地開辦廬山訓練,反映蔣介石對再一次與紅軍作戰的充分重視,如他所說:“此次剿匪,實關黨國與本軍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輕易出之。”這和第一、二次“圍剿”時視紅軍為“地方事件”,僅出動一些雜牌部隊有重大差異。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將新一次“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基本原則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戰,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區的政治”,“一方面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秉著總體戰的思路,國民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嚴密統治、收攬人心,其中,對蘇區最具威脅的是封鎖政策。通過實行嚴密的經濟、交通和郵電封鎖,嚴禁糧秣、食鹽、工業品和原材料等物資流入蘇區,斷絕其與外界的聯系,蔣介石判斷:“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余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用心既狠且辣。

  戰力懸殊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選擇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和當時國內外相對有利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周恩來曾經談到,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時能動員五十萬軍隊發起進、實行封鎖,那是他勢力最強大的時期”。確實,和前四次“圍剿”幾乎一直在國內外動蕩局勢中進行相比,第五次“圍剿”進行過程中,南京政府內外環境相對寬松,給了其從容展布的機會。從外部環境看,當時對國民政府壓力最大的日本壓迫有所緩和。長城抗戰并簽訂《塘沽協定》后,日本在華北活動告一段落,北方的壓力暫時有所減輕,此后直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日本在華北一直未有大的動作,南京政府獲得第三、四次“圍剿”以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積極調整對外政策,與英、美等國加強聯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于1933年4月開始長達半年的歐美之行,并與美國訂立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認為標志著“南京政府對歐美國家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的起端”。在加強經濟聯系同時,南京政府向西方國家大量訂購武器裝備,據中央信托局統計,1933年和1934年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6千多萬元。這些,既加強了南京政府與西方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聯系,又提高了其軍事裝備和統治能力。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出動裝甲部隊,并購買一批德國山炮投入進攻,發揮了相當效果。粟裕回憶:“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斗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到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家伙打著機槍沖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沖垮。”紅軍兩個主要軍團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都注意到:“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每連有多至六挺的機關槍,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沖就是傷亡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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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困窘

  當國民黨方面制訂出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時,其所依恃、針對的即為中共作戰資源的短缺,應該說,這確實擊中了中共反“圍剿”作戰的弱點。作為被迫面對戰略決戰的一方,中共在作戰資源上遠遠無法和國民黨抗衡。中共自己承認:“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當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封鎖,被迫退入蘇區基本區域進行保衛戰時,這一弱點更暴露無遺,長期從事后勤工作的紅軍將領總結道:“根據地人民竭盡全力,也不能保證及時供應,這也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戰中,人力資源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重要一環。作為全國廣大區域控制者,國民黨進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資源和兵力來源可保無憂,而中央蘇區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區,數量上處于絕對劣勢。蘇區總人口僅300萬人左右,經過累年軍隊輸送后1933年初樂觀的估計“尚有七十萬壯丁”,1933年5月至7月,擴大紅軍約5萬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擴大紅軍數達到11。2萬多人,總計約16萬人,已占到可征召壯年男子的近1/4。這其中還不包括各級政權工作人員、工廠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隊的地主、富農分子等,如果總計起來,大部分可以參加紅軍的青壯男子實際都已被征發。據毛澤東1933年底的調查,興國長岡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6歲至45歲)407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319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后,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雖然蘇區中央努力動員婦女參加田間勞動,并加緊“調動地主富農舉行強迫勞動”,以最大限度地“節省我們工農群眾自己的勞動力”,但勞動力缺乏仍然成為突出問題,1934年春耕期間,主要因勞動力缺乏,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十二萬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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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毀長城

  中央蘇區是人民革命的產物,民眾的支持和蘇區的存亡息息相關。不可否認,通過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會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蘇區獲得了相當高的支持度。國民黨方面編撰戰史承認:“現匪軍之所謂戰斗員,蘇區農民,幾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偽政府所欺騙利誘,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謂‘紅軍眷屬優待條例’,故在匪軍中較為堅決可靠。”紅軍在前幾次“圍剿”中的勝利,除戰略戰術運用成功外,民眾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第一次“圍剿”失敗后國民黨軍所編戰報注意到:“匪區民眾,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轉告匪軍。”參加第三次“圍剿”的蔡廷鍇談到其進入蘇區后的情況:“地方群眾在共黨勢力范圍下,或逃亡,或隨紅軍行動,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尋向導帶路亦無一人,至于偵探更一無所得,變成盲目。”對中共與民眾間的良好關系,蔣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嘆不如:“講到軍紀方面,土匪因為監督的方法很嚴,無論官兵,紀律還是很好,所以在戰場上能勇敢作戰,而對于匪區一般民眾,還是不十分騷擾。我們的情形老實說起來,是不如他們!”民眾的擁戴是中共反“圍剿”作戰可資倚賴的最寶貴的政治資源。但是,1933年前后“左”傾領導人在蘇區中央逐漸掌握控制權,推行一系列過左的社會、政治、經濟政策,這些政策相當程度上損害了中共政權與民眾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中共對民眾這一政治資源的擁有和發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權建設過程中經驗不足,行政體制和監督機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義的熱情消退后,各級政權中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現象滋生,也影響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發揮。這些問題在軍事緊張的特殊形勢下,更進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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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評價

  此戰,持續1年之久,是我軍戰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軍事失敗,其根本原因是戰略指導上的失誤,中央蘇區軍民全力以赴,為保衛蘇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付出了巨大代價,給予國民黨軍大量殺傷。但由于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于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不過李德回憶說在國民黨采取逐步結營穩扎穩打的前提下,如何進游擊戰,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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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圍剿的背景_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_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_趣歷史期間溫坊戰斗的指揮者是誰 他用了什么樣的打法

  1933年秋,敵人調集50萬重兵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他們采取德國顧問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并施之有效,而中央紅軍卻在德國人李德不切實際的作戰方式下,損失慘重,最后只能放棄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但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的前一個月,紅一軍團卻取得此次反“圍剿”戰役中的最大勝利,唯一的一次殲滅戰——溫坊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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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4月,廣昌失守,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一再向中央軍委建議“誘敵深入尋機打運動戰”,但是紅一軍團等到的指示是“處處設防,打消耗戰,四處抗擊敵人”,但這一作戰方式并不適用我軍,戰勢越不利于我軍,1934年7月紅一軍團再次收到“抗擊”指示,奉命來到閩西的槽坊地區抗擊敵李延年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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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年縱隊剛取得“剿滅”蔡廷鍇19路軍的勝利,頗為自信,而近期蔣軍不斷的“告捷”使他們更為驕橫,別的敵軍步步為營,他們卻行軍很快,準備一舉拿下汀州城再直取瑞金,而軍團長林彪通過勘察后發現,李延年縱隊行軍路線必過溫坊村(現在名為文坊),此地地勢險要,極利于伏擊敵人,是運動中殲敵的極佳地形。但此時一軍團又接到軍委抗擊死守的指示,林彪與政委聶榮臻商議后,決定“違背”軍委指示,決定后撤主力20里,誘敵深入。準備就緒后將作戰意圖部署報告軍委,最終獲得朱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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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彪與聶榮臻的精心布局下,各部隊隱蔽集結預定位置,而紅一軍團的紅24師的一部負責誘敵深入,8月31日李延年縱隊的三師8旅孤軍深入進入溫坊地區并逐漸進入伏擊圈,次日夜,紅一軍團向敵軍發起攻擊。

  因為是夜間突襲戰,敵人的飛機和重火力武器失去作用,而剛進入溫坊地區的敵軍未修筑好工事,而白天修筑工事使敵軍士兵倍感疲憊,此時突然遭到突擊,敵人驚慌失措,此前有效的“堡壘戰術”蕩然無存。戰至拂曉,敵軍大部被殲,自身損失很小,繳獲頗豐,僅俘敵就達一千六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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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敵軍得知敵八旅被殲的消息后,再未探清紅軍虛實的情況下,又讓敵三師余部向溫坊進軍,準備反撲。紅一軍團得知敵情后,安排部署準備迎敵,3日,敵軍先頭部隊敵50團進入溫坊地區,紅軍發起進攻,經過7個小時的戰斗,敵50團大部被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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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一軍團在溫坊的兩次戰斗取得驕人戰績,共打死打傷敵人兩千余人、俘虜兩千四百余人、繳獲槍支近兩千支,另還有數量龐大的其他作戰物資,而我軍僅傷亡七百人。此戰的勝利使蔣介石甚為震驚,下令槍斃只身逃回的敵八旅旅長,并將敵三師師長由中將將為上校。

  林彪與聶榮臻指揮的溫坊戰斗雖然取得了巨大勝利,而且是第五次反 “圍剿“唯一一次的殲滅戰,但這遲來的勝利、局部的勝利并無法挽回整個戰局的失敗,一個月后,中央蘇區的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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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圍剿的背景_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_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_趣歷史失敗的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不可否認

  1933年9月25日到1934年10月時期,蔣介石調集了大概100萬軍力,采取了“堡壘主義”新戰略,對赤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殲”。這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赤軍中占有了控制位置,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準確主張,用陣地戰替代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規范”戰爭替代人民戰爭,使赤軍徹底陷于被迫位置。通過一年苦戰,終未獲得反“圍殲”的成功。最后于1934年10月匆促指令中心領導機關和赤軍主力退出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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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軍第五次反圍殲戰爭終究以失利告終,這使得其時赤軍的境況危如累卵,幸虧毛主席站了出來,帶領我國赤軍走出窘境,突破了國民黨的圍住,帶領赤軍踏上了長征的路途。而致使之前赤軍第五次反圍殲失利的因素中,有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在其間起了重要作用,他即是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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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古出生于1907年,江蘇無錫人。博古本來并不是他的實在姓名,僅僅他的化名,而他原名為秦邦憲。本來在十八歲時博古就加入了我國共產黨,后前往蘇聯學習,接觸到其時最領先的共產主義思想。在他回到延安時,毛主席等人都親身迎候他。可是他并沒有將自個所學的東西與其時的我國實際相結合,僅僅生搬硬套蘇聯的辦法,終究造成了其時赤軍的第五次反圍殲失利。

  雖然他在此犯了非常嚴峻的“左”傾過錯,可是這并不能否定他對我國共產黨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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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時第五次反圍殲戰爭中,咱們工農赤軍從前緝獲了一枚國民黨炸彈,為了安全起見,其時的黨中心下指令不得任何人挨近這枚炸彈。但有幾個不怕死的愣頭小伙子不以為意,偷偷地來到炸彈跟前要瞧一瞧。

  當然,這幾個小伙子逃不過其時的看守,被抓了起來。為了立軍威,其時部隊決定將這幾個搗蛋鬼給槍決了。

  就在押送至刑場的路上,被路過的博古碰見了,了解狀況后博古便指令士兵將這幾個小伙子放了,并說道僅僅幾個獵奇心重的年輕人,還不至于槍決,就這樣將這幾個年輕人救下。

  就讓人沒有沒想到的是,這幾位年輕人可都獲得了不小的成果,其間有一位小伙的變成那可不得了,變成了中共中心主席,他即是胡耀邦。

  連炸彈都沒有見過 真想知道你抗日的時候出了什么利 蔣委員長還要出人看著你們 如果沒有你們搗亂是不是委員長能提前打到小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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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圍剿的背景_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_第五次反圍剿的結果_趣歷史簡介 該事件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第五次反“圍剿”是指從1933年9月25日開始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對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戰役。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區,反擊國民黨軍50萬兵力“圍剿”中央蘇區的戰役。國民黨軍采取堡壘主義的新戰略發起“圍剿”,紅軍倉促應戰。1933年初,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于不顧,仍然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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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間,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這時,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紅軍中占據了統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使紅軍完全陷于被動地位。經過一年苦戰,終未取得反“圍剿”的勝利。最后于1934年10月倉促命令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退出根據地。

  國軍概況

  戰前準備

  5月,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并決定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并摧毀蘇區。這年夏秋,蔣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置軍火,聘請軍事顧問和專家;一面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開辦“剿匪”軍官訓練團,并著手制定“圍剿”計劃,加緊進行“圍剿”準備。

  戰斗部署

  這次“圍剿”,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其中,直接用于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50萬人。其部署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第1、第2、第3路軍,計33個師又3個旅。其第1路軍4個師又2個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豐、樂安、宜黃地區;第2路軍6個師位于金溪、騰橋、崇仁地區;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補充旅為此次“圍剿”的主力軍,集結于南城、南豐、臨川地區。北路軍的任務是:由北向南,構筑碉堡封鎖線,實施對中央蘇區的主攻。以第3路軍在第1、第2路軍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由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2個師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維護贛江交通;總預備隊3個師位于撫州(今臨川)附近。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筑碉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機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所部9個師又3個旅,和浙贛閩邊守軍5個師又4個保安團分別“圍剿”湘贛、湘鄂贛和閩浙贛蘇區紅軍,并阻止紅一方面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負責福建防務,并阻止紅軍向東機動。空軍5個隊配置于南昌、臨川、南城,支援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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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蘇區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范圍擴大到30多個縣;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力紅軍第1、第3、第5軍團擴大到8萬余人;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亦有很大發展。但面對國民黨軍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和重兵進攻,也存在不少困難。而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秦邦憲)等卻認為,這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在軍事戰略上,拒絕和排斥紅軍歷次反“圍剿”的正確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繼續實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方針,企圖以陣地戰、正規戰在蘇區外制敵,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這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到達中央蘇區,實際掌握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權。因而,在國民黨軍“圍剿”前夕,未及時有效地組織蘇區軍民進行反“圍剿”準備,而是命令由紅3軍團、紅19師為主組成的東方軍和由紅1軍團、紅14師為主組成的中央軍,繼續在閩西北地區和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區對國民黨軍實行不停頓的進攻。紅一方面軍主力在持續作戰而未休整和補充的情況下,即于9月下旬倉促開赴中央蘇區北線迎擊國民黨“圍剿”軍。

  9月25日,完成“圍剿”準備的北路軍,以3個師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發起進攻。東方軍奉命由福建省將樂、順昌北上,擬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國民黨軍,進而與敵在撫河會戰。28日國民黨軍占領黎川。中革軍委為恢復黎川,再令東方軍以一部阻止黎川國民黨軍南進,主力進攻硝石、資溪橋、黎川;令中央軍由永豐、樂安地區東移,攻擊和牽制南城、南豐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以保障東方軍收復黎川。10月6日,東方軍在向硝石前進途中,于洵口、飛鳶與由黎川前出偵察之國民黨軍3個團遭遇,將其全殲后,干9日進攻硝石。國民黨軍依托堅固堡壘據守,東方軍攻堅數日不克,傷亡嚴重,中央軍主力阻止南城援軍也未達目的。13日,“圍剿”軍4個師進抵硝石,東方軍被迫撤出戰斗。17日,蔣介石命令“圍剿”軍繼續構筑綿密的碉堡封鎖線,穩扎穩打,逐步推進。18日,駐南城4個師由硝石進到潭頭市,其先頭和黎川之3個師又1個旅進占資溪橋。在此情況下,中革軍委仍令紅一方面軍主力插入國民黨軍堡壘密集地區實施強攻。22日,紅軍“3個師攻擊資溪橋和潭頭市,主力集結于石峽、洵口、湖坊地區,準備突擊被牽動之敵。國民黨軍據碉堅守,紅軍連攻4天未克。28日,中革軍委決定組建紅7、紅9軍團。此后,中革軍委又令紅7軍團伸入撫州附近地區活動,企圖調動金溪及南城、南豐之國民黨軍。11月11日,紅7軍團向滸灣進攻時,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縣城、瑯琚和滸灣出擊之國民黨軍的夾擊。紅3軍團馳援,在八角亭東南受阻,12日向敵陣地攻擊,遭受重大傷亡,被迫撤出戰斗。紅7軍團也在陣地被突破后撤退。15~17日,奉命由薦源橋至棠陰的國民黨軍堡壘線間隙北出作戰的紅軍中央軍主力,在云蓋山、大雄關遭“圍剿”軍5個師的攻擊,傷亡嚴重,被迫向蘇區內轉移。至此,紅軍雖經近2個月浴血苦戰,卻未能御敵于蘇區之外,反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完全陷于被動地位。

  紅軍轉入陣地防御,與國民黨軍進行消耗戰紅軍在北線進攻受挫后,中共臨時中央轉而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要求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御,以制止國民黨軍的“圍剿”。此時,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于11月20日發動了反蔣介石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慌忙從北路軍中抽調9個師前往鎮壓。此時,毛澤東提議,紅軍主力應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蒜浙皖贛地區,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而中共臨時中央卻將紅軍主力從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區,進攻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從而使紅軍喪失了打破“圍剿”的有利時機。12月11日,蔣介石為保障其進攻第19路軍的翼側安全,以第8縱隊3個師從黎川向團村、東山、德勝關進攻。12日,該縱隊2個師向團村附近紅5軍團陣地發起攻擊。紅一方面軍急調紅3軍團、紅3、紅34師,從東、西兩個方向反擊。但因兵力不集中,僅擊潰其一部,未能大量殲敵。蔣介石在鎮壓了福建事變以后,即將入閩部隊改編為東路軍,協同北路軍、南路軍,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進攻。主力從東、北兩個主要方向采取堡壘攻勢.向廣昌方向進攻,其第3路軍主力向建寧推進,第6路軍2個縱隊從永豐向沙溪、龍岡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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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民黨軍新的進攻面前,中共臨時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紅軍(1934年1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處處設防,廣筑碉堡,以陣地防御結合“短促突擊”頂住敵人的進攻。從1月下旬開始,紅軍全線開展陣地防御戰。在贛東方向,國民黨軍北路軍4個師奪取建寧,分兩路進攻黎川、建寧間要點橫村和樟村,突破紅5軍團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紅9軍團和紅3軍團第4師抵御失利,被迫南撤。2月9日,紅l、紅9軍團分別在樟村以西雞公山及熊家寨與國民黨軍各1個師激戰,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紅1、紅9軍團、紅3軍團第4師、紅5軍團分別在鳳翔峰、司令巖、蘆坑與國民黨軍3個師激戰,均未獲勝。25日開始,紅l軍團等部為保衛建寧,在建寧西北山岬蟑與國民黨軍激戰3天,擊潰其1個師。3月上中旬,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北路軍頻繁交戰,紅軍節節失利,損失嚴重,逐步向廣昌撤退。至此,北路軍完成了樂安至黎川的堡壘封鎖線,開始準備進攻廣昌。在閨西北方向,2月24日~3月下旬,紅7軍團等部先后在沙縣、將樂、泰寧、歸化等地區與國民黨東路軍展開激戰,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寧、寧化一線。國民黨軍東路軍亦筑碉步步進逼,向建寧推進,并與北路軍第3路軍在閩贛邊界的德勝關會師。各路“圍剿”軍的合圍緊逼,迫使中央紅軍主力在廣昌、建寧等地與之決戰。

  4月上旬,國民黨軍北路軍和東路軍進到南豐縣的康都、西城橋至泰寧一線,并集中11個師分兩個縱隊沿盱江兩岸向廣昌進攻。中共中央在紅軍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減員很大的情況下,以紅1、紅3、紅9軍團及紅5軍團第13、第23師共9個師的兵力,采取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以求阻止國民黨軍進占廣昌。10日開始,國民黨軍7個師又l個炮兵旅,在大批飛機的配合下,向廣昌交替攻擊。紅軍輾轉苦戰,難于應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羅山、延福嶂陣地丟失,紅軍反擊未能奏效。至下旬,紅軍被逼至廣昌城下。27日,國民黨軍向廣昌城發起總攻,紅軍拼力抵抗,并組織反擊,但未能阻止國民黨軍的連續攻擊。28日,廣昌失陷。4月下旬,5月中旬,國民黨軍東路軍加緊進逼建寧,相繼占領太陽蟑、將軍殿、弋口、挽舟嶺、江家店。16日,東路軍在北路軍和空軍配合下攻占建寧。南路軍于5月上旬占領筠門嶺要塞。6~7,月間,紅軍在古龍岡以北地區進行了反擊作戰,均未能阻止國民黨軍的進攻。蘇區范圍逐漸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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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軍6路分兵抵御失利,被迫實行戰略轉移蔣介石為了加緊對中央蘇區中心地區的“圍剿”,重新調整部署,于7月上旬開始全面進攻。此時,中革軍委以紅7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從江西省瑞金出發,經福建省向閩浙皖贛邊挺進。但此舉亦未能牽動國民黨“圍剿”軍回援和減輕對中央蘇區的壓力。這時,中央蘇區的人力、物力都很匱乏,紅軍已失去了在內線打破國民黨軍“圍剿”的可能。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采取了6路分兵、全線抵御的方針,將紅軍主力分別配置在興國、古龍岡、頭破、驛前、連城、筠門嶺等地區,繼續同國民黨軍拼消耗。

  8月5日,北路軍9個師在空軍、炮兵的支援下,向驛前以北地區發起攻擊。紅3軍團和紅5軍團第34師奉命在高虎腦、萬年亭到驛前約15公里縱深內,實施陣地防御。至月底,擊退國民黨軍多次集團沖擊,使其第89師喪失了戰斗力。但紅軍也傷亡嚴重,不得不放棄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9月初,紅1、紅9軍團等部雖在溫坊(今文坊)地區伏擊、襲擊離開堡壘之國民黨軍,殲滅東路軍1個多旅,卻未能改變紅軍的被動局面。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雩都(今于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21日,中革軍委決定,組建紅8軍團。10月上旬,北路軍和東路軍加緊對興國、古龍岡、石城、長汀的進攻,南路軍由筠門嶺向會昌推進,企圖迅速占領上述各地,進而占領寧都、雩都、瑞金,以實現圍殲紅軍的目的。這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決定,放棄中央蘇區。10月7日,中革軍委下令地方部隊接替各線防御任務-主力紅軍撤到瑞金、雩都、會昌地區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主力紅1、紅3、紅5、紅8,紅9軍團和中央、軍委直屬隊共8。6萬余人,開始向湘西實行戰略轉移。

  此次反“圍剿”.持續1年之久,中央蘇區軍民全力以赴,為保衛蘇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付出了巨大代價,給予國民黨軍大量殺傷。但由于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于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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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背景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反抗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圍攻的革命戰爭。1933 年9 月,蔣介石調集約50 萬兵力,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由于王明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苦戰一年也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1934 年10 月,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被迫撤出根據地,開始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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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突破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層層封鎖和圍追堵截,行程25000里,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也是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從此,開始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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