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本之爭的結局:朱常洛最終穩定了太子之位

  太子已經冊立,國本之爭算是結束了,可事實并不是這樣的。在冊立之后,朱常洛的待遇并沒有因此得到改善,地位也沒有因此而提升,處境依然很危險,萬歷三十一年的“妖書案”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妖書”的大意是說神宗立朱常洛為東宮只是迫不得已,以后必定會改立常洵。

  類似的“妖書”早在萬歷二十六年就曾出現過,名《憂危竑議》,此書假托朱東吉之口揭露了鄭氏的奪嫡之念,但由于神宗的壓制,此案未起波瀾。“妖書”在太子冊立后再次出現提醒廷臣,太子的位置依然不穩固。而且,“妖書”的出現也不是空穴來風,它與福王朱常洵之國的問題密切相關。為什么這么說呢?按照明代的定制,福王成年后就應該到他的封地去,謂之“之國”,但鄭氏對于立儲并沒有徹底死心,還是把福王留在京師不讓他就藩,而神宗也是三番兩次地故意拖延,這實際上就釋放出一個信號,那就是雖然太子已立,但隨時都有可能被福王取代。于是廷臣爭相奏請福王之國。對此,神宗先以福王府邸未成為借口;四十年冬,福王府邸落成,首輔葉向高奏請福王之國,神宗傳諭說福王將于明春之國;到了第二年春天,并不見福王有之國的跡象,于是兵部尚書王象乾又奏催福王之國,對此,神宗說親王之國的時間是在春天,現在已經快過了,明年再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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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神宗的推延政策,大臣早就洞悉,不斷上疏力爭。不久,神宗又傳旨說要想讓福王之國,必須要為他準備四萬頃莊田。對于這一苛刻條件,首輔葉向高表示不可能辦到,但神宗仍堅持四萬傾之說,并不退讓,欲以此繼續拖延時間。后又傳諭內閣,欲以為太后祝壽為借口拖延之國日期,但此議為葉向高封還,他本人也以辭退力爭。后來在李太后的幫助下,福王終于四十二年三月就藩。至此,前后延續了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才最終落下帷幕。

  國本之爭中,神宗其實是傾向于立寵妃鄭氏之子為太子的,這種意向較為明顯。若非大臣前赴后繼地疏請、力爭,朱常洛最終能否當上太子,就很難說了。如果說明代的大臣都是唯唯諾諾地聽命于皇權,他們為什么敢如此勇敢地勸諫甚至頂撞君主呢。如果說皇權是至高無上的,那么為朱常洵為何未能如愿以償地被冊封為太子呢?所以說明清時代遠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皇帝的意志統領一切,一切都是專制的。皇帝的行為如果不符合禮法、規則(比如國本之爭中,皇帝一意想立朱常洛為太子的行為并不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立儲時“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原則),也會遭到官員們的反對,從而在壓力下放棄自己的不合理行為。

  更進一步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是存在約束皇權的力量的,只不過這種約束并非來源于制度性的強硬規定,而是官員對于政治合法性的理性堅守,以勸諫、力爭甚至請辭等各種方式表達出來。當然,我們不宜將這種約束看得過高,畢竟,這種約束并不能時時束縛住君權的越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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